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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寫作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的原創性與非大眾性。
……就王小波寫作的主體而言，他所選取的“不合時宜”的姿態是“背對大眾”；而且并不面向“佛”（毫無疑問，王小波拒絕、乃至憎惡任何偶像與偶像膜拜）。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文學作品定位為“嚴肅文學”（《我為什么要寫作》，第136 頁），與此相關的闡釋有： 1、個人的別無選擇；“我相信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
（《我為什么要寫作》，第139 頁）。 2、智慧的挑戰與“思維的樂趣”（自選集《我的精神家園》，第109 頁）；其中心靈的“快樂”——或許更為恰當的是羅蘭巴特所謂的“欣悅”（一譯為“狂喜”），是重要的“原則”；他追求著“有趣”，所謂“有趣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一直伸往未知的領域，無趣是個封閉的空間，其中的一切我們全部耳熟能詳”（《懷疑三部曲》總序，《浪漫騎士--記憶王小波》，第56頁，艾曉明、李銀河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7 月）；他曾寫到：人文事業之于他，“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
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藍蜻蜓”（《我的精神家園》，第146 頁）：他筆下的王仙客正是在這樣的一條路上遇到了彩萍，從而結束了他在記憶與遺忘間遭遇到的身分迷途（《尋找無雙》、《青銅時代》）。 3、詩意的創造，“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萬壽寺》，《青銅時代》，第246 頁）：“而最美好的事物則是把一件美好的東西創造出來時的體驗。
也許這就叫做人文精神”（王小波書信，轉引自艾曉明《世紀之交的文學心靈》、《浪漫騎士》一書的代序，第16頁）顯而易見，王小波所謂的“人文精神”與“精神家園”，不是堂皇的冠冕、俯瞰的高度或確定的歸屬；而是某種朝向未知的永遠的追索、一種“純正”的、來自十八、十九世紀文化的浮士德之途；它的驅動是一種心靈的饑渴，一種絕難滿足的智慧的欲望，它間或在創造成功的瞬間得到片刻巨大的快樂。 4、獨處、獨白與交流的渴望，所謂“人在寫作時，總是孤身一人。
作品實際上是個人的獨白，是一些發出的信。我覺得自己太缺少與人交流的機會--我相信，這是寫嚴肅文學的人的共同的體會。
但這個世界除了有自己，還有整個人類。寫作的意義，就在于與人交流。
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在寫。”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王小波寫作所呈現出的繁復的精神脈絡與闡釋可能，鋪展出一處縱橫交錯的網之結：不僅在大眾性（部分雜文寫作與《黃金時代》表層的平實曉暢）與其本質上“背對大眾”的姿態；不僅在體制內外——對現存文化體制的拒絕、游離與對新的社會體制——傳媒系統的介入；而且在他對“人文精神討論”、“文化熱”、“國學熱”的辛辣嘲弄，與他對純正的人文精神、人文事業與母語寫作的固戀、執著之間；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或曰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