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中國.美國.臺灣.印度.巴西的房價.收入.消費水平

表10 92－97年5大洲及16個國家或地區進口份額 ％

obs M92IS M93IS M94IS M95IS M96IS M97IS

亞洲合計

香港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

歐洲合計

英國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荷蘭

俄羅斯

西班牙

比利時

拉丁美洲合計

巴西

北美合計

美國

加拿大

大洋洲合計 60.83

25.48

16.98

3.25

1.53

7.27

19.96

1.25

4.98

1.85

2.17

0.63

4.37

0.43

0.57

2.36

0.65

13.44

11.04

2.38

2.5 60.19

10.07

22.37

5.16

2.54

12.44

23.07

1.60

5.81

1.58

2.64

0.68

4.80

0.45

0.75

1.86

0.83

11.61

10.28

1.32

2.3 59.48

8.17

22.77

6.33

2.15

12.18

21.64

1.53

6.18

1.68

2.66

0.61

3.02

0.78

0.90

1.95

0.92

13.61

12.01

1.60

2.5 59.09

6.50

21.96

7.79

2.57

11.19

21.06

1.49

6.09

2.01

2.35

0.62

2.88

0.68

0.83

2.25

0.93

14.23

12.28

2.03

2.3 60.10

5.63

21.01

8.99

2.59

11.65

19.91

1.35

5.27

1.61

2.33

0.66

3.70

0.37

0.73

2.60

1.07

13.48

11.63

1.85

2.8 62.09

4.91

20.36

10.49

3.13

11.55

18.09

1.39

4.34

2.28

1.72

0.75

2.87

0.39

0.65

2.65

1.05

12.85

11.45

1.41

2.6

注：92－97中國從列名16個國家或地區進口的份額集資為84.6％、83％、83.2％、81.9％、80.3％、78.3％。其中亞洲3國和香港*集資占54.5、52.4、51.4、49.9、49.8和50.3個百分點。

八、財*收支分析

我國的財*收入，從1991年與GDP0.145：1連續下降至1995年的低谷0.107：1之后，兩年回升到1997年的0.116：1。財*赤字95年比91年增加了1.45倍。盡管96、97年財*收入與GDP的比有所上升，但赤字在96年下降8.9％后，97年赤字又回彈，并超過了95年的水平。回顧1986－1990年間財*收入與GDP之比是0.169：1，面對1991－1995年這個比值的下降是導致財*赤字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我們對財*收入的結構做深入。討論1991－1995年間由農業來的財*收入與農業增加值（或農業GDP）從0.025：1上升到0.03：1，由工業來的財*收入與工業GDP從0.184：1下降到0.111：1，建筑業從0.048：1下降到0.031：1，交通運輸郵電業從0.111：1下降到0.073：1，商業從0.407：1上升到0.412：1，其他（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社會服務、衛生體育、教育文藝廣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國家機關**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行業）從0.126：1下降到0.076。從另一個視角觀察，國家財*收入中按部門的份額，1986－1990年間，農業、工業、建筑、交通運輸、商業和其他分別為4.5%、52.7%、1.4％、6.1％、20.1％、15％，1991－1995年間，各部門份額分別是5.3％、46.2％、1.8％、4.2％、30.4％、12.1％。從這些數字看到工業在財*收入中舉足輕重，91－95年的5年中貢獻的份額比86－90的5年中下跌了6.5個百分點。91－95各年間貢獻份額波動，從最高92年的48.9個百分點下跌到95年的44個百分點。91年工業總產值2.66萬億元，增加了6.53萬億元，而貢獻的財*收入只增加了1256.45億元，假設在這5年中增加工業總產值，按1991年對財*收入的貢獻率，應該增加財*收入3648億元。假設的財*收入增加的值與實際增加的值之間的差異為2392。相當1995年財*收入6242億元的38％。可見工業貢獻下降的影響。工業總產值增加的6.53萬億元中，國有企業占24.9％集體企業占38％、個體企業占16.1％、其他企業（“三資”企業）占20.9％。如此增加的結果使工業總產值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1991－1995年間國有工業總產值占的份額從56.1％下降至34％，集體工業從33％上升為36.6％，城鄉個體工業從4.8％上升為12.8%，其他經濟工業從6％上升為16.5％。我們的結論是工業對財*收入貢獻的下降與工業總產值結構的變化有密切關系，深層次的問題是各種*策的綜合影響。本文無法對此做更多的定量分析。

另一方面討論財*支出，91－95年財*支出年均增長率17.2％，按費用類別其中：經濟建設費、國防費和其他費用增長率都低于財*支出增長率。而社會文教費和行*管理費的增長率分別為18.9%和19%高于財*支出增長率。在這期間社會文教費平均占財*支出的25.6％，行*管理費占財*支出的13.5％，這兩種費用合計約占財*支出的40％。人財*支出節流以減少赤字，目標應該是降低行*管理費和其他費用，隨著*府機構的改革和反腐倡廉的不斷深入，降低行*管理費用是有望實現的。財*收支的開源節流，會導致赤字的減少，甚至收支平衡。

表11 財*收入和財*支出預測

年份 財*收入(億元) 財*收入增長率(%) 財*支出(億元) 財*支出增長率(%) 財*赤字(億元) 財*收入占GDP(%)

1995 6242. 19.6 6824. 17.8 -582. 10.7

1996 7408. 18.7 7938. 16.3 -530. 10.9

1997 8651. 16.8 9234. 16.3 -582. 11.6

1998 9853. 13.9 10771. 16.7 -918. 12.4

1999 11169. 13.4 12664. 17.6 -1495. 12.8

2000 12676. 13.5 14156. 11.8 -1481. 13.3

2001 14359. 13.3 15869. 12.1 -1510. 13.7

2002 16222. 13.0 17824. 12.3 -1602. 14.0

2003 18306. 12.8 20058. 12.5 -1752. 14.4

2004 20635. 12.7 22609. 12.7 -1975. 14.7

2005 23265. 12.7 25531 12.9 -2266. 15.1

九、城鄉居民收入

1978年以來，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策，經濟穩定增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都有了較大的增長。1978－199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1978年為基期，年均增長率6.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8.2％，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2.57，到1995年按可比價，這個比值已降至1：1.94，96－97兩年，由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這個比值在1997年又降至1：1.83。反映了城鄉人均收入差距逐漸在縮小。根據抽樣調查，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83.2％是國有職工、集體職工的工資以及職工從工作單位得到的其他收入，其中國有職工工資占61.7個百分點，轉移性收入（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金）占8.9％，個體經營者收入1.4%。1995年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相應的值是74.7％、60.1％、13.7％和2.1％。10間的主要變化是集體企業職工工資下降了6.2個百分點，國有企業職工工資下降了1.6個百分點，轉移性收入增加了4.8個百分點，個體經營者收入只上升了0.7個百分點。除此之外95年比85年間財產性收入增加了2個百分點。1997年的相應值是72.4％，62.4％，14.6％和3.2％。在職工工資中減少了職工從工作單位得到的其他收入，但國企職工工資比1995年上升了2.3個百分點，超過1985年的百分比。另外，轉移性收入又上升了0.9個百分點，個體經營收入上升了1.1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略有增加。從收入結構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極大部分是職工工資收入和轉移性收入，95、97年分別占92％、88.4％和83％。預計按目前經濟體制和可預測的經濟發展速度，這種結構在2005年前，不可能產生巨大的變化，所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這期間會有一定增長，但并不能希望有大幅度增長。

根據抽樣調查，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生產性純收入占92.5％，非生產性純收入為7.5％，生產性純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占81.1％，來自第二產業的占8％，來自第三產業的占10.8％。1995年相應的份額為93.8%、6.2%、67.3％、19.4％和13.2％。1997年相應的份額為95.1％、4.9％、63.7％、22％和14.2％。從上述一組數據中不難看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生產性純收入1985－1995的10年中增加了1.3個百分點，97年又比95年增加了1.3個百分點。在生產性純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貢獻，85年為81％，95年為67.3％、97年為63.7％，85－95的10年中，下降了13.8個百分點，95－97的2年中又下降了3.6個百分點，同時來自第二產業貢獻的相應份額為10.8%、13.2%、14.2％。在第一產業貢獻份額下降時，第二產業貢獻的份額在85－95的10年中上升了9.4個百分點，95－97年又上升了2.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貢獻的份額較小一些，10年中上升了2.4個百分點，后2年又上升了1個百分點。表示了農村居民純收入中，超過1/3的份額來自非農產業，拓寬了農村收入的渠道，為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指出了方向，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未來農村居民的收入將會增長快些。

表12 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預測

年份 農民人均純收入(元) 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1995 1578. 6.3 4283. 4.9

1996 1926. 8.0 4839. 3.9

1997 2090. 4.6 5160. 3.4

1998 2159. 4.2 5421. 5.8

1999 2370. 4.0 6035. 6.1

2000 2550. 3.8 6596. 5.8

2001 2717. 3.8 7182. 5.7

2002 2883. 3.8 7820. 5.5

2003 3055. 3.8 8523. 5.3

2004 3239. 3.9 9297. 5.1

2005 3437. 3.9 10147. 5.0

十、城鄉消費

我國的改革在80年代使農村居民純收入年均增長率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縮小了農村人均收入與城鎮人均收入的差距，同時也使1978－1996年間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率以11.9％的速度高于城鎮居民10.2％的速度，使城鄉消費水平對比（按可比價計算）。90年代上半期，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低于城市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又使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拉大，1995年的城鄉消費水平對比為1：2.76（按可比價計算）。1995－1997年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率農村居民為8.3％，城鎮居民為2.0％，所以1997年的城鄉消費水平對比又縮小為1：2.45（按可比價計算）。（注：按現價計算，90年代以來城鄉消費水平對比超過1：3.0，95年為1：3.4，97年為1：3.1，參見1998年統計年鑒P72）。這個結論與城鄉居民收入的對比是吻合的，消費水平的增長與收入水平的增長基本是一致的，但增長值并不恒等。

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抽樣調查材料揭示，消費結構也發生變化，城鎮居民1985年食品消費占消費支出的份額為52.2％，1995年降至49.9％，1997年降為46.4％，衣著消費份額也從14.5％下降至13.5％和12.4％。與之相反，醫療保健、交通通訊、娛樂教育文化服務和居住四項支出都有不同的上升，從1985到1997年增幅在1.8到3.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在相同的時點上，食品消費占57.8％、58.6％和55％，由于農村住房的新建和修理是自己花錢，所以農村居民用于居住和室內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消費占消費支出的份額就成為第二大支出，所占消費份額為23.2％、19.1％和19.7％，衣著為9.7％、6.8％和6.7％呈下降趨勢，但交通通訊的支出的份額從1.7％上升到3.3％，增幅最大的是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三個時點所占份額分別是3.9％、7.8％和9.1％。對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分析，有助于未來經濟發展中以擴大國內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策略。

年份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1995 10.2 9.9

1996 6.1 13.9

1997 4.2 3.9

1998 6.2 4.3

1999 7.7 4.6

2000 8.6 4.9

2001 9.2 5.1

2002 9.5 5.3

2003 9.6 5.5

2004 9.5 5.6

2005 9.3 5.7

十一 國際比較

一 現狀比較

199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4億元，人均6048.3元，以當年匯率換算成美元，分別為9019.6億美元，729.6美元。從總量上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位居世界第7名，不僅如此，從1992年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一致居世界前列（參見表14）。如果從物質生產部門生產能力和產品產量來看，目前我國主要工農產品產量、建筑竣工面積、交通運輸周轉量、郵電通訊容量等項指標，多數已居世界前列。

表14 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長速度

國家 1997年GDP

億美元，按當年匯率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中國 9019.6 14.2 13.5 12.6 10.5 9.6 8.8

美國 80799 2.7 2.3 3.5 2.0 2.8 3.8

日本 39020 1.0 0.3 0.6 1.5 3.9 1.0

德國 20346 2.2 -1.2 2.7 1.8 1.4 2.3

英國 13009 -0.5 2.1 4.3 2.7 2.3 3.5

法國 13573 1.2 -1.3 2.8 2.1 1.5 2.3

意大利 11088 0.6 -1.2 2.2 2.9 0.7 1.3

加拿大 5983 0.8 2.2 4.1 2.3 1.5 3.7

俄羅斯 4366 -14.3 -9.0 -12.5 -3.9 -1.9 1.3

印度 3251 4.2 5.0 6.9 7.4 6.9 5.8

韓國 2484 5.1 5.8 8.6 8.9 7.1 6.0

印尼 1343 7.2 7.3 7.5 8.2 8.0 5.0

（國外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月報》1998年9月；《世界經濟展望》1997年12月）

但從人均收入來看，由于我國人口眾多，199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普遍高于2萬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也為4000－5000美元，說明我國的水平不到發達國家的二十分之一或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國家。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DP可達到1300－3000美元，則已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參見《21世紀中國經濟大趨勢》第8頁，李京文主編，1998年遼寧人民出版社），但購買力平價指數究竟為多少還是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問題。

從結構上來看，我國的水平也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首先從產業結構來看，1997年，我國的產業結構大致相當于發達國家1860－1920年的水平，如表15所示。這說明，從產業結構上，我國的總體生產力，尤其是農業生產力還處于發達國家40－100多年前的水平，我國許多農村地區還處于刀耕火種的生產力水平以及還有6500千萬農村人口處于不能維持生存水平的貧困狀態下。從就業結構來看，表16所示我國與發達國家就業結構的比較結果。可以看出就業結構比較的結果與產業結構比較的結果大致相同。兩種比較顯示我國經濟結構比發達國家要落后40－100年。從消費支出的結構來看，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消費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為46.4%和55.0%，還處于從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的低收入國家之列。中等收入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分別為35％和20％左右；在衣著消費上，我國城鄉居民的衣著消費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分別為12.4%和6.7%，相當于中等收入國家居民的支出水平。從消費支出結構上看，城鄉之間還存在較大的差別。

表15 中國1997年產業結構與幾個發達國家的比較

第一產業

（％） 第二產業

（％） 第三產業

（％） 1997年美元折算的人均GDP（$）

美國1869－1879年

（1859價格） 25.8 37.7 36.5 2633

加拿大1919－1923年

（1949年價格） 20.8 42.4 36.8

英國1851－1861年

（1885年價格） 19.5 36.3 44.2

法國1896年

（1954年價格） 25.0 46.2 28.8 1992

荷蘭1913年 18.8 36.8 44.4

日本1952年－1953年

（1936年價格） 22.4 39.4 38.2 2008

中國1997年

（當年價格） 18.7 49.2 32.1 729

資料來源：

（1）〖美〗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和生產結構》，常勛等譯，1985年商務印書館，第150－153頁

（2）李善同，候永志《對我國工業化進程的認識》，**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報告1996年第108號

（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1998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4）《21世紀中國經濟大趨勢》第6－7頁，李京文主編，1998年遼寧人民出版社

表16 中國就業結構與發達國家比較（％）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美國（1869－1879年） 50.0 29.0 21

加拿大（1871年） 52.9 47.1 *

英國（1801－1811年） 34.4 30.0 35.6

荷蘭（1849年） 41.7 28.5 19.8

日本（1920） 45.4 29.4 25.2

中國（1997年） 49.9 23.7 26.4

(資料來源：同表15）

注：*表示包括在第二產業中

從社會指標來看，我國平均預期壽命為69歲，高于世界平均63歲的水平；中國嬰兒死亡率為3.1%，低于世界平均4.8%和發展中國家平均5.5%的水平（資料來源：《中國發展報告》，1996年統計出版社）。1997年，中國學齡兒童升學率為98.9%，相當于世界平均99％的水平，小學組和初中組升學率分別為93.7%和44.3%，均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我國的教育總體水平依然低下，我們來看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數在人口中的比重，它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開發水平。表17所示為世界上主要國家的各種教育程度的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重。

表17 各種教育程度的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重(25歲以上）（單位：％）

國 家 年份 人口(+25) 大學 中學 小學 文盲

中 國* 1995 121121 2.1 35.6 38.4 23.9

美 國 1990 15887 45.2 44.4 9.1 1.2

日 本 1990 8049 21.2 44.5 34.3

加 拿 大 1991 1747 21.4 62.0 15.7 1.0

澳大利亞 1971 688 21.5 48.3 29.3 0.9

前 蘇 聯 1989 17041 13.9 63.3 14.9 7.9

波 蘭 1988 2299 7.9 47.8 42.8 1.5

匈 牙 利 1990 680 10.1 30.7 57.9 1.3

印 度 1981 28060 2.5 13.7 11.3 72.5

印度尼西亞 1980 5844 0.8 9.6 48.4 41.1

韓 國 1990 2341 13.4 53.9 21.7 11.0

埃 及 1986 1944 4.6 14.8 16.5 64.1

墨 西 哥 1990 3119 9.2 23.4 48.5 18.8

阿 根 廷 1991 1734 12.0 25.3 56.9 5.7

*中國為總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

由表17可以看出，1990年，美國25歲以上人口中獲得大學教育的人數所占比重為45.2％，大大高出中國的相應比重。從大學程度人口所占比重這個指標的情況來看，中國基本上低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只比印度尼西亞的情況稍好一點，比印度的水平還低，遠遠落后于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等國的水平。同時，中國文盲所占比重要遠高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比重，但是低于埃及、印度和印尼等國家相應的比重。這說明我國掃除文盲的工作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從公共教育支出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這一指標的情況來看，中國不僅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而且低于東歐一些轉型國家，同時，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世界上上大多數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為5％左右，而中國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還低的印度。例如，1992年印度公共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而中國僅為2.3％，比印度低1.4個百分點。

在科技指標上，我國的水平也落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以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為例，如表18所示，我國落后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

表18 研究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

日本 2.88

美國 2.44

韓國 2.29

* 1.80

新加坡 1.18

中國 0.50

(資料來源： 《1996年世界競爭力年鑒》第524頁）

二未來比較

從現在到2005年年末，同世界上主要國家即7大工業國家相比較，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繼續處于領先位置，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為8%左右，而根據我們的估計，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位次進一步提升，下世紀頭五年將是中國經濟總量趕超世界主要工業國家最多的時期，如表19所示。

表19 2001-2005年時期中國與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單位：億美元）

1997年 2000年 2005年 2005年的位次

中國 9019 11404 16896 4

美國 80799 85744 87459 1

日本 39020 39406 40194 2

德國 20346 21593 22023 3

法國 13573 14403 14691 5

英國 13009 13805 14081 6

意大利 11088 11766 12002 7

加拿大 5983 6349 6476 8

（注：本表以1997年不變價和匯率計算）

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總量將逐步跨入世界前列，199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或9019億美元，以1997年的價格和匯率計算，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14404億美元；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6896億美元。1997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名列第7；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先后超過意大利，英國和法國，居世界第4位。

不僅如此，從2001-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日本和德國之間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都在縮小，如表20所示。從1997年到2005年末，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日本、德國的相對差距在不斷縮小，從絕對差距來看，1997年到2000年，中國與美國的絕對差距還在擴大，而在2001-2005年，中國與美國的絕對差距開始縮小，只有絕對差距的縮小才能說明真正步入趕超進程。但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即使實現預計的經濟增長，到2005年，人均收入也只有1300美元左右（1997年不變價和匯率），仍然不到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20分之 1。

表20 2001-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

與美國、日本和德國之間的相對比較和絕對比較

1997年 2000年 2005年

中國/美國（%） 11.2 13.3 19.3

中國-美國（億美元） -71779 -74340 -70563

中國/日本（%） 23.1 28.9 42.0

中國-日本（億美元） -30000 -28002 -23298

中國/德國（%） 44.3 52.8 76.7

中國-德國（億美元） -11326 -10187 -5126

十二．同“八五”和“九五”時期的比較

一經濟增長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八五”、“九五”以及2001-2005年的年均增長速度如表21所示。2001-200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要低于“八五”時期、同“九五”時期接近，表明中國經濟將繼續運行在適度快速的軌道，2001-2005年同“九五”時期的略微差別主要來至于勞動力, 增長速度的減慢，實際上，根據我們的預測，社會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2001-2005年要快于“九五”時期，這是改革的進一步完善應該出現的結果。從經濟結構變化的趨勢來看，2001-2005年將繼續“九五”時期的趨勢，第一產業所占的份額逐漸減少，第二、三產業所占份額逐漸增加，結構繼續優化。

表21 各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速度（%）

時期 年均經濟增長速度 %

“八五” 12.0

“九五” 8.5

2001-2005年 8.2

(其中，“八五”時期為實際統計數，“九五“和”2001-2005年為預測數)

二 就業

2001-2005年的就業壓力將高于“九五”和“八五”時期，表現為城鎮登記失業率要高于前面兩個時期，這主要是因為還有許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要下崗和再就業，農村重的剩余勞動力也需要轉移。

三 財*

2001-2005年一個明顯的變化可能使財*收支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會逐漸增長，由原來的占10%左右上升到占15%，這主要是因為實行稅費合一的*策，國家財*征管能力增強，以及累進稅制的結果。在客觀上，中國需要加強財*力量，因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將使原來企業所管的社會公益事業轉移到國家財*負責，國家需要防止地區差異和個人收入差距過分擴大。

四 外貿

2001-2005年同前面的兩個時期相比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出口的增長速度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有所下降，這說明該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增長在更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內部需求，這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應出現的現象。

中國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放緩，一些人開始對中國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產生焦慮。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88個國家或地區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國發展要解決好創新問題、增長問題，也面臨來自國際秩序動蕩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于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并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后，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后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于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于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準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于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后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于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于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成為高收入國家也并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在許多時候代表著虛無。

四是“人口陷阱”。后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余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后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經濟自主，它是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就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后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博茨瓦納（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平心態，不必過于焦慮，但也不必過于無視。畢竟，對于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量和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后，發展狀況更為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占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頻波動、匯率震蕩、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蘇，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于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熱錢“全球漫游”，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幾乎失去一代人的財富。目前，游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后果難以想象。

五是地緣*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治風險日益上升，“負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游、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工業化之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綠色金融，是綠色工業化之路的最好體現。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項目中。運用如貼息、擔保等方式，提高綠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和融資可獲得性，抑制污染性項目的投資。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中國僅花了兩三年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打造世界制造強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把振興實體經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從出臺“中國制造2025”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表現出中國要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的決心。近年來，中國的產業鏈向著高端化的方向加速邁進，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重點領域，中國企業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預計在2025年，我國將邁入制造強國行列。世界制造強國建設，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不可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落后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扎實地推進。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為鏡，明確未來。

我國有多少很有錢人，有多少中等有錢人，有多少低收入人，有多少困難人

資產在3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有近6萬人

資產在100萬至3000萬元人民幣的有近65.8萬人

資產在3萬至100萬元人民幣的有近200萬人

資產在3萬元以下的有近15.6億人，占總人口的99.1%

中等收入陷阱在高鴻業的西方經濟學第幾章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表現：

1.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擴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獸等)尤為普遍

。

　　2.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策層面促進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經濟*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得較為突出。

　　3.金融體系脆弱

　　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

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4.勞動力轉移困難

　　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策，這些*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5.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原來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收入多少算是中等收入?

網上的說法很多，國家統計局5萬到20萬的說法更是放屁！按照本人對南北方數省的實地了解，中國的中等收入最高也就是3000元以上。以杭州為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一般在2500元到3500元之間。工作十年左右的大約在5000元上下，最富裕的地方尚且如此，何論北方？

房地產跌了我們這個國家的經濟會怎么樣，也就是說像巴西一樣陷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了嗎？就成為不了發達國

你說的跌了得看是什么樣的跌了，崩潰還是適當的下跌

適當的下跌對中國的經濟是有一定的好處的，能擠出一定的泡沫，讓房價回歸理性水平。這樣能經濟健康理性的發展

如果是崩潰的話，那對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災難，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市場崩潰了，房地產商破產，銀行會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一般的銀行可能根本是承受不住的，很多可能就會破產。跟房地產相關的行業，建材啊，裝修啊等行業同樣會受到嚴重打擊。同時受害的還有地方*府，地方*府債務違約是必然的，也可能要破產。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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