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觀房產網唐朝能夠防治蝗蟲害和抵抗天災么
能，有史實
唐朝開元年間，黃河流域曾經連年發生干旱，由此而引發了大面積的蝗蟲災害，當時的執*宰相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賢相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如何應對這種大規模的天災？按照當時迷信的說法認為這是統治者修德不夠，是上天對他的懲罰，那么統治者就應該通過祭祀天地，承認失德并加強修養，甚至殺幾個“替罪羊”的形式來求得上天的諒解，然后災害就會消失。而姚崇卻敢為天下先，冒著天下之大不韙的精神，力排眾議，下令地方官努力滅蝗蟲，為了鼓勵地方官的積極性，他一度把滅蝗蟲的多少和地方官的考核*績掛鉤，取得了良好效果。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泛指華山以東的黃河流域)蝗害成災，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縛，不敢捕殺，而在田旁設祭、焚香、膜拜，卻眼巴巴地看著大片的莊稼被蝗蟲吞食。姚崇得知后馬上向玄宗上奏，引《詩經》及漢光武詔書，證明蝗蟲是可以捕殺的。他說：“蝗蟲怕人，故易驅逐；苗稼有主人，故救護者必定賣力；蝗蟲能飛，夜間見火，必定飛往；設火于田，火邊挖坑，邊焚邊埋，定可馀盡。”玄宗說：“蝗是天災，是由于德*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姚崇又說：“捕殺蝗蟲，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農除害，是國家的大事，請陛下認真考慮。”玄宗被說服。但當時朝廷內外，都說蝗蟲不能捕殺，玄宗說：“我同宰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誰再反對，即行處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揮老百姓焚埋蝗蟲。結果頗見成效，當年農業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東又發生蝗災，姚崇按照老辦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殺。朝廷議論又起，多以為蝗蟲捕殺不得。有一個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韓思復反對姚崇捕殺蝗蟲，他說：“河南、河北蝗蟲，近更猖獗，所到之處，苗稼都損，且更向西漫延，到達洛陽；使者往來，不敢聲張，山東數州，甚為恐慌。”接著，他又是那一套天災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過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陳詞濫調。最后，他請求玄宗停止捕蝗工作，以收攬人心。還有一個知識分子叫張鷲也對姚崇進行猛烈的攻擊，說什么蝗蟲“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上天要是不靈，則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災，蝗會越埋越多；對于蝗災，應該修德慎刑，以報答上蒼的懲罰，為什么不修福以免災，而要逞殺以消禍呢？”玄宗也猶豫起來，又同姚崇進行商量。姚崇說：“這些庸儒們死摳書本，不懂得變通之道。凡事有時要違反經典而順乎潮流，有時要違反潮流而合權宜之計。”接著他列舉了歷史上一再出現的蝗災及其可怕后果。說：“今山東蝗蟲，孳生之處，遍地皆是，倘農田沒有收成，則人民就要流移，事關國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規。即使除之不盡，也比不除成災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不煩你下詔，請允許我下文處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他又一次說服了玄宗。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命令，并反駁姚崇說：“蝗乃天災，非人力可以除盡，昔劉聰嘗令民除蝗，害反益甚，今請修德禳災，方足回天意。”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給他下命令很嚴厲地駁斥道：“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圣朝，妖不勝德。古時良守治民，蝗不入境，如謂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此么？今若坐視蝗蟲食苗，忍心不救，將來秋收無著，恐刺史亦未免咎呢。”倪若水看后非常恐懼，不得已，只好執行命令，撲滅蝗蟲，他所捕殺的蝗蟲共達十四萬石，當地蝗害才有所緩解。當時另一宰相盧懷慎也反對捕殺蝗蟲，他對姚崇說：“蝗蟲是天災，怎么可以用人力來制服呢？外面的議論，都認為捕殺蝗蟲不對。而且殺蟲太多，有傷自然和氣。現在停止，還來得及，請你慎重考慮。”姚崇力辯其謬，他列舉古帝王及孔子為例，證明為了人的安全，如果不違禮制，殺生是可行的。又說：“現在蝗蟲極多，只有驅除，才可消滅：若放縱蝗蟲吃食禾苗，各處田地，都要空虛。山東百姓，如何能夠聽其饑餓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請皇上定奪，請你不要再說了。若是救人殺蟲，因而得禍，我愿獨自承受，與你無關。”為了加大消滅蝗蟲的力度，他派督察組到各地去檢查，看那些地方官捕蝗勤快，那些地方官捕蝗不力，列名上報，作為對地方官*績考核的主要指標。這種不得已而為的舉措極大地鼓勵提升了地方官消滅蝗蟲的積極性，他們積極組織百姓以各種方式和蝗蟲展開了殊死的戰斗，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蝗災，使原本顆粒無收的莊稼獲得了一定的收成，從而使百姓度過災年難關，為穩固國家*權做出了積極貢獻。
詩經中的動物文化有哪幾篇
《詩經》三百余篇提及有名的動物一百余種，在自然界它們各有各的本性，運或塵一旦入詩，詩人還會移一部分人情附加給它們。
NO.1 雎鳩
第一個在《詩經》里出場的既不是什么顯赫的人物，也不是什么悅目的植物，而是一個身份不明的動物——雎鳩。
雎鳩，魚鷹類水鳥。相傳此種鳥有定偶,故以喻男女之戀。釋名 鶚、魚鷹、沸波、下窟烏。
《關雎》以雎鳩之雌雄和鳴，以喻夫妻之和諧相處，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至少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在漢儒大量的解說中，我們聽到的幾乎是一種完全相同的聲音。聞一多先生是一位最富創見的學者，而其《詩經通義》解“關關雎鳩”一句時，仍沿“雌雄情意專一”、“尤篤于伉儷之情”一說。高亨先生的《詩經今注》新見叢出，但注釋“雎鳩”仍說：“雌雄有固定的配偶，古人稱作貞鳥。”
NO.2 黃鳥
《詩經》里的“黃鳥”或指黃鸝，或指黃雀，都是“載好其音”（《凱風》）的小鳥。凡言成群飛鳴的都指黃雀，如上所引即是，因為“集”就是“群鳥在木上”（《說文解字》）的意思。其實，此處的喈喈用來押韻的成份遠要多過于擬聲，“萋”、“飛”與“喈”是脂微合韻（詳見王力《詩經韻讀》），“其鳴喈喈”主要是摹寫黃雀群飛合鳴的和諧、熱鬧，以反襯“我”將“歸寧父母”前的孤單、冷清，重點是氛圍，而不是聲音，不像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突出的是顏色。雖然“灌木”也大都是翠綠的，但詩人并未去刻意強調，一如杜詩只說“鳴”而不表出“喈喈”之類的假性擬聲詞，取舍之間自有技巧在焉。
NO.3 螽斯
《詩經》的注家往往將螽斯、蝗、莎雞、蟋蟀這幾類直翅目的昆蟲相提并論，說明古人早已具備了一定的分類知識，例如李樗等《毛詩集解》“或言螽斯（高亨《詩經今注》：“螽，蝗蟲。斯，之也”——趕秋按），或言斯螽（見《七月》——趕秋按），其義一也。螽斯，蝗蟲之類（一說：螽斯，民間俗稱“幫幫”，說像蝗蟲，其實更近似蟈蟈，黃或淺綠，會振翅而鳴——趕秋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莎雞居莎草間，蟋蟀之類，似蝗而斑”。嚴粲《詩緝》干脆稱之為“螽蝗”——
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
詩人采取這種習性來比附和祝福人們（王安石《詩義》等認為是“后妃”）多子多孫，于是就成就了《周南·螽斯》這么一篇工整而鏗鏘的歡樂頌。
NO.4 魴
如果雎鳩真是魚鷹，那么《關雎》一篇就隱隱然有一“魚”在，好比弦外之音。《毛傳》：“赪，赤也，魚勞則尾赤。”認為是普通的青白魴勞累后，尾巴就變紅了，恰似汽車防盜燈遇到情況。這不過是臆測之詞，不足取信。其實尾紅是魴發情時的正常表現，形容“未見君子”的妻子的性“饑”渴。“王”者大也，“毀”者火也，欲火焚身猶如大房子燒著了，兼喻魚與人。雖然情熱委旁禪實難以自控，但父母就在近旁需要照顧，也只好強忍著不去尋找愛人。作為一首先秦的**詩，《汝墳》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但這絕對離不開那尾小小的魴魚對詩人的啟發。
NO.5 燕
燕是典型的遷徙鳥。繁殖結束后，幼鳥仍跟隨成鳥活動，并逐漸集成大群，在第一次寒潮到來前南遷越冬。
燕在古詩中的意象：
1、表現春光的美好，傳達惜春之情。相傳燕子于春天社日北來，秋天社日南歸，故很多詩人都把它當做春天的象征加以美化和歌頌。
2、表現愛情的美好，傳達思念情人之切。燕子素以雌雄頡頏，飛則相隨，以此而成為愛情的象征，“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燕爾新婚，如兄如弟”（《詩經·谷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詩經·燕燕》），正是因為燕子的這種成雙成對，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渴望比翼雙飛的思念。
3、表現時事變遷，抒發昔盛今衰、人事代謝、亡國破家的感慨和悲憤。燕子秋去春回，不忘舊巢，詩人抓住此特點，盡情宣泄心中的憤慨，最著名的當屬劉禹錫的《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4、代人傳書，幽訴離情之苦。正是因為燕子的有情才促成了丈夫的回心轉意，夫妻相會。郭紹蘭是幸運的，一些不幸的婦人借燕傳書，卻是石沉大海，音信皆無，如“傷心團宴燕足留紅線，惱人鸞影閑團扇”（張可久·《塞鴻秋·春情》），“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馮延巳·《蝶戀花》），其悲情之苦，思情之切，讓人為之動容，繼而潸然淚下。
5、表現羈旅情愁，狀寫漂泊流浪之苦。燕子，已不僅僅再是燕子，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融入到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
NO.6 烏
今人口頭禪有所謂“老鴰嫌豬黑，自己不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紅樓夢》作“天下老鴰一般黑”，《冷眼觀》作“天下老鴉一般黑”）， 《北風》只用“莫黑匪烏”四字就道盡了這些意思。老鴰是烏鴉的俗稱，按照《唐雅》、《小爾雅》等詞典的說法，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然則古代卻不常連言“烏鴉”，而慣于并提“烏鵲”來偏指“鵲”，如杜甫“浪傳烏鵲喜”、黃庭堅“慈母每占烏鵲喜”等詩句，不過“烏”與“鴉”卻可以等義互換，如《易林·師》“鴉鳴庭中”云云《大過》篇只改一字作“烏鳴庭中”云云。萬事萬物皆有例外，“烏鵲”也有偏指“烏”而言的時候，最知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NO.7 象
象是哺乳綱長鼻目象科動物，有兩個種，即印度象（亞洲象）和非洲象。象是世界最大的陸棲動物，主要外部特征為柔韌而肌肉發達的長鼻，具纏卷的功能,是象自衛和取食的有力工具。
NO.8 麕
“麕，獐也，鹿屬。”中國古代法定教材《詩集傳》的作者如是說。《毛傳》認為“尨，狗也”，而男女“非禮相侵則狗吠”。從《野有死麕》始作俑而后，歷代詩文描寫兒女私情仿佛總離不開狗，例如李商隱《戲贈任秀才》中那只“臥錦裀”的“烏龍”、裴铏《傳奇》中那頭“漕州孟海”猛犬。賈岱宗甚至專門寫賦贊美大狗“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它既能防盜盜物，也能防人偷人。稍微世故一點：外賊來了才吠，獲取主人的寵愛；外遇來了就不作聲，博得主婦的歡心。“有女懷春”雖然樂意“吉士誘之”，但她極怕“尨也吠”，因為她要么不是它的主人，要么是，它卻并不世故、識趣。
NO.9 鶉
鶉性淳，竄伏淺草，無常居而有常匹，隨地而安，《莊子》所謂“圣人鶉居”（請比較《論語》“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趕秋按）是矣。其行遇小草即旋避之，亦可謂淳矣。（《本草綱目》禽部第四十八卷）
NO.10 鳧
較真的李時珍為了證明《尸子》“野鴨為鳧，家鴨為鶩”的正確性，不但舉屈原《離騷》“將與雞鶩爭食乎……若泛泛水中之鳧乎”為例，還提出《女曰雞鳴》“弋鳧與雁”一句，反問宋人寇宗奭之流：這些與家雞家鴨“對言”、與有“野鵝”（毛奇齡《續詩傳鳥名》）之稱的雁并列的鳧“豈家鴨乎”？不過寇氏所謂“鳧、鶩皆家鴨也”也不算錯，因為鳧又名“野鶩”、鶩又名“家鳧”，在這些別名中，鳧、鶩無疑都成了鴨的同義字。王勃《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其飛”，這個鶩就是野鶩，也就是曹植《洛神賦》“體迅飛鳧”之鳧。
鳧也叫水鴨，形狀似家鴨而小，常成群棲息于湖澤，善游泳，能飛，肉味鮮美。所以，曹植、王勃能在水邊看到它們。
舉例說明詩經中的賦比興手法。
賦、 比、興是《詩經》的三種藝術表現手法,而且是《詩經》中獨特的表現手法,對于后世的影響頗 大。最早提到“ 賦、比、 興”的是《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 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這里的“六詩”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類樂歌。漢代 《毛詩序》將“六詩”改稱“六義”。后人將“賦、比、興”視為《詩經》的三種典型的表現方法 。一、賦賦的本義是貢賦團棗,“賦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①。諸侯向天子獻上貢賦之時必須開具清單 ,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時按清單點收。貢賦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須一一鋪陳, 排列于神位之前。后來,這種物質的排列逐漸轉化成語言文字的排列。從此,“賦”成為一種語言 文字的表達方式,以“直接鋪陳”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來。鄭玄注《周禮· 春官·大師》之“六詩”是將“賦”解釋為“鋪”,“直鋪陳”。唐代學者孔穎達在疏解《毛詩》 大序時認為“賦則直陳其事”,“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一直到朱熹對“賦”進 行簡單明了的解釋才有了定論,“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②。賦就是鋪陳直敘。《詩經》中賦 的手法在雅、頌詩中出現較多,如《小雅·六月》敘述周宣王命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中興王室的 事件,詩中敘述了出師前部隊的準備情況、出征的原因和時間、戰士奔赴戰場抵御外敵的戰況、征 戰完畢部隊凱旋車馬安然無恙的情況。運用賦的表現手法將整個事件敘述詳盡。又如《周頌·良耜 》,是周王于秋收后祭祀祖先*的樂歌。全詩二十三句,首十二句描寫農夫在田間耕種的情況; 次七句極力鋪陳豐收的盛況;末四句描寫祭祀報神,點明主題。通過詳細的敘述,表現農民勞作的 辛苦和豐收的喜悅。在國風中賦的手法也有不少,例如《豳風·七月》和《衛風·氓》。《七月》 敘述了農民一年到頭為了主人的“溫”和“飽”而辛苦勞作的過程,描繪出了一幅完整而形象的農 業社會的典型畫面,通過敘述描寫,再現了農民們勤勞樸實的性格。《氓》敘述棄婦的戀愛、婚變 和決絕的過程,反映了上古時期女子的低下地位和不幸命運。朱熹對于“賦”的解釋雖簡單,但過 于平乏,缺少詩歌的意境美。宋人李仲蒙提出“序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③。“情盡物” ,是指詩人將情志寄寓在所描述的客觀物象之中。這種解釋就使“賦”不僅具有直陳其事的作用, 而且可以在平鋪直敘之中包涵蘆凳詩人的情感,使得詩歌充滿意境美。如《小雅·出車》,作者就是通 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景物描寫,寄寓了戰士凱旋時的歡樂心情。又 如《小雅·漸漸之石》通過出征將士對路途漫長艱險和征程中出生入死的描寫,表現了將士對戰爭 的厭惡。尤其是末章描繪的反常自然現象襯托出將士行役在外,有家室而無暇顧及的痛苦心情。再 如《王風·君子于役》描述的是日落懷人的真情實境:日暮西山,余輝暗淡,思婦望著牛羊歸圈、 雞入于窩的自然景象不禁想起行役在外的丈夫,內心的憂傷更加濃郁。黃昏時人畜紛歸塌嘩拆之景與女主 人孤寂焦慮的痛苦心情構成了含意深邃的藝術境界。方玉潤評曰:“傍晚懷人,真情實境,描寫如 畫。晉、唐人田家諸詩,恐無此真實自然。”④我們可以看出,賦中有情,賦中有景,構成了含蓄 深邃的美學境界。二、比朱熹《詩集傳》中提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比”就是譬喻。“ 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⑤不能把“比”僅僅看作是一種普通的表現手法, “比”將抽象事理形象化,將內在情感外化,賦予主觀情感審美形態,創造出詩歌的意境美。《詩 經》中運用比的手法很多。如《衛風·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衛風 ·伯兮》用散亂的蓬草比喻女人的頭發,表達思婦對征人的思念;《衛風·碩人》中形容大美人衛 侯夫人莊姜“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連用了四種生活中常見的事物來比喻 ,活化出一個美人的形象。以上幾篇詩歌只有一句或者幾句用比,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詩經》 中有的詩歌卻是全篇用比,通篇“以彼物比此物”,如《周南·螽斯》全詩三章,以蝗蟲的繁殖力 強和群聚不散的特點來比喻多子多孫,用以祝福子孫昌盛。《魏風·碩鼠》共三章,均采用比喻手 法,把統治者比作專門坑害人的大田鼠,揭露出他們貪婪、殘忍的本質,字里行間充滿了強烈的反 抗情緒和濃郁的浪漫色彩。又如《小雅·鶴鳴》,王夫之評此詩曰:“《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 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⑥全詩兩章,連用五組比喻,表現招賢納士的*治主張。比 的類型也很多,現代修辭將比喻分成明喻、暗喻、借喻三種基本類型,在《詩經》中都有體現。明 喻,《詩經》中的明喻大都用“如”來作比喻詞,“諸言,‘如’者皆比辭也。”⑦例如《大雅· 卷阿》:“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用白玉制成的純潔高貴的玉器來比喻周王高尚純潔的品 質。《衛風·伯兮》:“自伯之東
唐朝能夠防治蝗蟲害和抵抗天災么
能，有史實
唐朝開元年間，黃河流域曾經連年發生干旱，由此而引發了大面積的蝗蟲災害，當時的執*宰相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賢相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如何應對這種大規模的天災？按照當時迷信的說法認為這是統治者修德不夠，是上天對他的懲罰，那么統治者就應該通過祭祀天地，承認失德并加強修養，甚至殺幾個“替罪羊”的形式來求得上天的諒解，然后災害就會消失。而姚崇卻敢為天下先，冒著天下之大不韙的精神，力排眾議，下令地方官努力滅蝗蟲，為了鼓勵地方官的積極性，他一度把滅蝗蟲的多少和地方官的考核*績掛鉤，取得了良好效果。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泛指華山以東的黃河流域)蝗害成災，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縛，不敢捕殺，而在田旁設祭、焚香、膜拜，卻眼巴巴地看著大片的莊稼被蝗蟲吞食。姚崇得知后馬上向玄宗上奏，引《詩經》及漢光武詔書，證明蝗蟲是可以捕殺的。他說：“蝗蟲怕悄租攜人，故易驅逐；苗稼有主人，故救護者必定賣力；蝗蟲能飛，夜間見火，必定飛往；設火于田，火邊挖坑，邊焚邊埋，定可馀盡。”玄宗說：“蝗是天災，是由于德*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姚崇又說：“捕殺蝗蟲，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農除害，是國家的大事，請陛下認真考慮。”玄宗被說服。但當時朝廷內外，都說蝗蟲不能捕殺，玄宗說：“我同宰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誰再反對，即行處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揮老百姓焚埋蝗蟲。結果頗見成效，當年農業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東又發生蝗災，姚崇按照老辦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殺。朝廷議論又起，多以為蝗蟲捕殺不得。有一個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韓思復反對姚崇捕殺蝗蟲，他說：“河南、河北蝗蟲，近更猖獗，所到之處，苗稼都損，且更向西漫延，到達洛陽；使者往來，不敢聲張，山東數州，甚為恐慌。”接著，他又是那一套天災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過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陳詞濫調。最后，他請求玄宗停止捕蝗工作，以收攬人心。還有一個知識分子叫張鷲也對姚崇進行猛烈的攻擊，說什么蝗蟲“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上天要是不靈，則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災，蝗會越埋越多；對于蝗災，應該修德慎刑，以報答啟伏上蒼的懲罰，為什么不修福以免災，而要逞殺以消禍呢？”玄宗也猶豫起來，又同姚崇進行商量。姚崇說：“這些庸儒們死摳書本，不懂得變通之道。凡事有時要違反經典而順乎潮流，有時要違反潮流而合權宜之計。”接著他列舉了歷史上一再出現的蝗災及其可怕后果。說：“今山東蝗蟲，孳生之處，遍地皆是，倘農田沒有收成，則人民就要流移，事關國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規。即使除之不盡，也比不除成災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不煩你下詔，請允許我下文處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他又一次說服了玄宗。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命令，并反駁姚崇說：“蝗乃天災，非人力可以除盡，昔劉聰嘗令民除蝗，害反益甚，今請修德禳災，方足回天意。”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給他下命令很嚴厲地駁斥道：“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圣朝，妖不勝德。古時良守治民，蝗不入境，如謂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此么？今若坐視蝗蟲食苗，忍心不救，將來秋收無著，恐刺史亦未免咎呢。”倪若水看后非常恐懼，不得已，只好執行命令，撲滅蝗蟲，他所捕殺的蝗蟲共達十四萬石，當地蝗害才有所緩解。當時另一宰相盧懷慎也反對捕殺蝗蟲，他對型碰姚崇說：“蝗蟲是天災，怎么可以用人力來制服呢？外面的議論，都認為捕殺蝗蟲不對。而且殺蟲太多，有傷自然和氣。現在停止，還來得及，請你慎重考慮。”姚崇力辯其謬，他列舉古帝王及孔子為例，證明為了人的安全，如果不違禮制，殺生是可行的。又說：“現在蝗蟲極多，只有驅除，才可消滅：若放縱蝗蟲吃食禾苗，各處田地，都要空虛。山東百姓，如何能夠聽其饑餓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請皇上定奪，請你不要再說了。若是救人殺蟲，因而得禍，我愿獨自承受，與你無關。”為了加大消滅蝗蟲的力度，他派督察組到各地去檢查，看那些地方官捕蝗勤快，那些地方官捕蝗不力，列名上報，作為對地方官*績考核的主要指標。這種不得已而為的舉措極大地鼓勵提升了地方官消滅蝗蟲的積極性，他們積極組織百姓以各種方式和蝗蟲展開了殊死的戰斗，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蝗災，使原本顆粒無收的莊稼獲得了一定的收成，從而使百姓度過災年難關，為穩固國家*權做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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