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觀房產網分布在華北、內蒙古和東北各地的遼代墓葬可分為兩類：一是契丹貴族墓，二是漢族官吏和地主墓。
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遼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內，東京道的西北部也有發現，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則多集中在燕山以南遼代的南京、西京和東京附近。
遼墓可分為三期：早期自穆宗應歷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為興宗重熙年間（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寧元年至遼亡（1055—1125）。
早期遼墓以赤峰應歷九年（959）駙馬衛國王墓為代表，有前后兩室及左、右、后3個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圍柏木板，置帶木欄桿的棺床。
稍晚的契丹貴族墓也多筑有前后兩室，或在雙室墓的前室或單室墓的甬道兩側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圓形，主室內多裝柏木護墻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
法庫葉茂臺遼墓石棺外，還置以歇山式頂木屋外槨。
哲盟陳國公主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東西耳室組成，雕磚施彩仿木結構門樓十分復雜，墓道、墓門及長方形前室兩壁均繪有彩色壁畫，內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圓形主室也圍以柏木板。
早期遼墓隨葬品極為豐富，特有的雞冠壺數量多，保存著模仿皮囊的平底單孔的原始形態，同時還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備的馬具。
駙馬墓出土馬具多達八組，反映出這個時期契丹貴族的游牧生活方式還很典型。
該墓還隨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盤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銀器、銅鏡、絲織物等，造型和紋飾都具有唐代風格，反映了漢文化的強烈影響。
葉茂臺遼墓隨葬以陶瓷器、鐵器和馬具、武器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窯青瓷出土數量較多，引人注目。
陳國公主墓是隨葬品最為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不僅隨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銀器、銅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瑪瑙、水晶等，同時還有中原、南方生產的精美瓷器，以及來自西亞的*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貴族的殯葬習俗也很有特色，陳國公主夫婦墓出土兩套完整的殯葬服飾，是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
公主和駙馬頭枕金花銀枕，面部覆蓋金面具，腳穿金花銀靴。
除面部外，全身罩銀絲網絡，頸飾琥珀瓔珞下垂至腹部。
女尸頭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銀冠，雙耳戴珍珠、琥珀耳墜，頸佩珍珠項鏈，兩腕戴金鐲兩對，雙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絲帶。
遼寧朝陽發掘的劉宇杰墓和其父劉承嗣、其子劉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劉承嗣祖孫三代的墓志，記載了五代時期燕王劉仁恭之三子劉守奇降遼，其后子孫在遼為官，家族繁衍，不僅終遼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據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漢人墓葬以北京發現的應歷八年（958）趙德鈞墓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個耳室，平面均為圓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結構及庖廚、伎樂壁畫，壁畫的題材和布局尚保存著唐墓的遺風，特點與山西唐代壁畫墓頗多相似之處，仿木建筑較為復雜。
墓中隨葬物以瓷器為主，其中有定窯、越窯精品，契丹式瓷器極為罕見。
較為重要的還有北京門頭溝遼壁畫墓、八寶山遼韓佚墓、河北遷安韓相墓等。
中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晉國大長公主墓，單室墓有遼寧阜新重熙七年（1038）晉國夫人蕭氏墓、義縣清河門1號墓等。
墓葬形制和隨葬物都與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內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畫增多。
隨葬品中出現了黃釉瓷器，雞冠壺由皮囊式演變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攜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來，不少遼墓中已出現廊柱、斗栱壁畫，反映了漢族木結構建筑的影響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漢人墓，有北京豐臺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澤墓，壁畫雖然殘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磚桌椅，說明壁畫與墓內裝飾開始出現新的題材。
晚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發現較少，單室墓占絕大多數。
墓室平面開始出現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門上都有比較復雜的仿木建筑結構。
遼寧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用粗大柏木枋構成的八角形疊澀頂大型木槨，是有關遼墓木槨結構第一次發現的完整資料，墓內還出土有保存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
晚期墓墓室內皆置棺床，流行戴銅面具和穿銅絲網絡或戴銅絲手套、銅鐵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隨葬物，典型墓葬如內蒙古寧城小劉仗子發掘的5座遼墓、察右前旗豪欠營遼墓。
庫倫旗一號墓發現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婦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
除在墓室畫壁畫外，仍流行在木槨內畫各種生活情景畫。
隨葬物中景德鎮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
遼代特有的黃釉瓷器的數目也顯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
隨葬品中，馬具簡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雞冠壺也不復存在。
晚期漢人墓數量較前大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級官吏，以磚筑的單室墓為多，也有少數是雙室的，與中原地區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
墓室平面或圓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磚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畫彩色壁畫。
壁畫題材風格與同期北宋墓相同。
該期墓葬幾乎全是火葬墓，以隨葬陶器為主，也有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
典型材料如內蒙古寧城尚墓、北京大興馬直溫夫婦墓、門頭溝遼墓等，以及遼中京城外的一批漢族中小型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