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農歷九月初六,趙安中就在這寧波鎮海駱駝鎮杜塘畈的趙家老屋呱呱墜地。當時,趙安中的祖父趙有倫,曾在寧波開過一家“正泰糖行”和一家“成大南北貨拆兌行”,因其精明能干而被同行尊為“殼王”。但當趙安中父親趙志萊和母親林杏琴結婚時,趙家已經敗落。
趙安中的童年,大半日子是在離杜塘畈八里的團橋鎮外祖父家度過的。開著“穗祥”米行兼酒坊的外公林炳榮是當地首富,對這個外孫鐘愛備至。他10歲時外公猝然病故。一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當家的過繼娘舅把趙安中送到團橋小學寄宿。經此變故,趙安中突然懂事,漸漸養成了一種隱忍、堅韌、務實的性格。半年后,趙安中轉往鎮海莊市中興學堂寄讀。趙安中初到中興的時候,因為貪玩,不肯下苦功,成績平平。到四年級以后,算術成績突然好了。原來,教算術的支家英先生有個特點,他把題目出在黑板上,黑板寫滿了就揩掉接著寫。做得慢了,題目都來不及抄,所以只能眼睛看著黑板,心里迅速地計算,手上寫出答案。支先生也只要求你寫出答案,其目的就是訓練學生心算、快算。趙安中把這些做得非常熟練,終于練就了一手不凡的心算本事。
每到晚上,校長金茂如先生吹響了教笛,把所有的寄宿生不分年級集中到一個教室里,親自給大家上古文課。如《古文觀止》里的一些名篇,一般是每晚一段。有時也講一些新舊詩詞,或者講講故事。趙安中的古文基礎就是這個時期打下的。1990年,趙安中再次訪問母校,在和“新葉”文學社的同學談話的時候,說到李密的《陳情表》,他竟能流利地背誦出來,令在場的同學欽佩不已。3年中興生活,在趙安中的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影響。但是,“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局動蕩,趙家作出了讓趙安中輟學就商的決定。于是趙安中不得不在小學最后一個學期黯然離校。 1932年,15歲的趙安中進入寧波江廈街的承源錢莊做學徒。在這里,他從一名上凈茶、洗水煙筒的小學徒起步。從踏進承源錢莊的第一天起,他就痛感自己的知識不夠用,于是,安中便想盡辦法借來各種書籍閱讀。趙安中在承源錢莊遇到了一位良師益友,他就是老板吳梅卿的兒子吳福年。吳福年自幼博覽群書,家里還有許多珍貴的藏書。因為他倆都酷愛讀書,這使他們成了好朋友。在承源錢莊工作的3年里,無論是《三國演義》、《紅樓夢》這樣的古書,還是《新中華》、《東方雜志》那樣的新文學雜志,他都來者不拒,埋頭苦讀,并與吳福年交流自己閱讀后的心得。另外,他還自學了上海立信會計學校的全套課本,這些無疑使他在學識上有一大飛躍。除此之外,在錢莊打雜、跑街的學徒生活還使他讀到了“商界實務”這部“無字之書”。承源錢莊,可以說是趙安中的“商科預備學校”。
1935年,正當趙安中3年滿師,躊躇滿志地準備在商海里大顯身手時,一場空前的金融風暴從上海蔓延至寧波,席卷了寧波江廈街上林立的大小錢莊,十幾天中,停業倒閉了幾十家錢莊,承源錢莊也未能幸免。于是,趙安中失業了。不久,經過長輩的多方努力,趙安中成了一家保險公司的經紀人。兩年后,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哪里還有什么保險可做?趙安中面臨又一次失業。1939年農歷三月初九,他終身感念的母親林杏琴因病去世,年僅40歲。母親去世后半年,22歲的趙安中和20歲的龔碧華按兩家父母既定的安排,喜結連理。自從在保險公司失業后,趙安中一直沒有正式的職業。1940年,他跟隨川叔(安中的族叔)去上海尋求出路。但上海并沒有讓他干一番事業的機會。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個人事業屢屢遭挫,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憂心如焚的惆悵,緊緊地壓在他的心頭。在和朋友鄭有庚的一番刻骨銘心的交談后,他明白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趙安中毅然決定從頭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自強自立的創業之路。
投身商界后,趙安中奔波于漢口和廣州之間做金融買賣。最后,身不由己的趙安中還是落腳在香港。當時被命運拋擲到港島的趙安中舉目無親,全部財產除了隨身的小件行李外,就只有20元美金,120余元港幣,以及兩只值不了多少錢的戒指。所幸香港有一個朋友沈紹敏,讓他有了一個棲身之處。在沈紹敏的幫助下,不久,他在一家“宏興金號”謀得一職,盡管職位卑下、薪水低微,但早已脫下“黃緞馬褂”的趙安中必須十分珍惜這個職位。他工作勤勉,待人誠懇,不但白天不出門,晚上也住在店里,上班前下班后。時間長了,客戶和老板有了印象,知道店里有一個做事很勤快的叫“趙安中”的伙計。后來趙安中又發現了一個可以為店里效力的機會——店里訂了香港的各種報紙,有的還訂了兩三份,以便同時給許多客人看。但趙安中發現,周末只半天市,一收市,客人都走了,留下的報紙根本沒人看。每逢星期日、假期,更是大疊大疊的當廢紙拿出去。從報紙他又想到飲料,從飲料又想到香煙。這三項,每月節省百來元,對一個金號也許算不得什么,但經理和老板對他留下了好印象,開始對他另眼相看。到了年關,入不敷出的金號遣散了大批職員,趙安中卻有幸被留了下來,職位和薪水也得到了提升。1952年,他被老板派到剛在九龍開設的新生布廠任會計。志向高遠的趙安中有意識地在工作之余廣泛接觸紗布生意,聯絡客戶,參與布廠的原料采購和棉布推銷工作,并開始接觸對日貿易。 1953年底,趙安中毅然辭去已經做了4年可謂駕輕就熟的金號和布廠工作,東渡日本,從事香港和日本的小宗貿易。他以一個寧波商人的精明,敏銳地預感到這是一條新路,而且將是改變他前途和命運的一個契機。到大阪不到一個月,新的天地未及開創,趙安中卻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多虧同行的李紹周先生及時把他送進醫院,才幸免于難。病魔沒能嚇倒趙安中。經過兩年的摸索,他的對日貿易已小有成就,收入相對豐厚,于是他把家眷從內地接到香港團聚,至此,一家分離的局面終于結束了。
可好景不長,1956年,日本商行大舉入港,堵死了趙安中的小本生意。萬般無奈之下,趙安中只好進了日本的“江商”洋行香港分行當了一名小職員。剛進洋行打工時,他既不懂外文,又沒有客戶,幾個月下來沒做成一筆生意。1959年,李紹周的一個做棉花生意的日本朋友來找他。在上世紀50年代末,紗廠幫在香港稱王,做個紗廠老板是最吃香的。但是紗廠所需要的地皮廣,機器設備多,流動資金大,需要投入的資本更大,所以一般人不敢輕易做這行。這是趙安中最早創辦的實業,也可以說是日后的榮華紡織有限公司的前身。由于缺少資本,機器設備陳舊,再加上他對紗廠的業務又是外行,因此從開工之日起,就一直虧本,3年間紗廠從未贏利,身為敗*之將的趙安中卻仍癡心不改。創業的欲望和抱負促使他在痛苦中抉擇,從失敗中奮起。1965年2月,48歲的趙安中徹底離開了他工作了將近10年的日本“江商”洋行,在友人的鼓勵幫助下,決定還是把紗廠辦下去,改名為“榮華”,由李紹周從日本人手中把機器接過來,從收入豐厚、左右逢源的洋行職員到備嘗艱辛的紗廠小老板,但趙安中無怨無悔。
1965、1966兩年香港的紗布業市場日趨低迷,行情很不好。榮華一路虧損,前途渺茫。又禍不單行,在越南戰爭中,榮華的另一董事李紹周由于和大陸的生意密切往來而被美國列入制裁的黑名單,榮華也因此被列入棉花禁運的黑名單,公司陷入困境。迫不得已,李紹周退出榮華,把所有股份轉讓給趙安中。到了1968年,香港的紗廠業重新振作,趙安中的榮華公司也終于扭虧轉盈,匯豐、渣打這樣的大銀行都主動跟趙安中做生意,搶著貸款給榮華。兩年后他在香港玫瑰新村擁有了第一套自己的住宅。1971年,經過一番考察分析后,趙安中決定捷足先走,把工廠遷往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可麻煩的是,外商去投資,一定要有本地人合作。正當人生地疏的趙安中一籌莫展時,和他相交數十年、深知他的為人和經營之道的老朋友王敏生又一次鼎力相助,出面介紹當地的西藥進口商周慕昌做榮華印尼廠的董事長。1972年,是趙安中平生最忙碌的一年。繁重的事務千頭萬緒,事必躬親。新廠從籌建、遷廠到開工出紗,前后才用了一年多時間。在此期間,兒時伙伴、當年上海圣約翰工商碩士的鄭祖耀來印尼助陣,大兒子趙亨衍也來到萬隆給父親做幫手。遷廠使榮華獲得了枯木逢春般的新生機,經營良好,生意興隆,棉紗的銷售供不應求。而幾年后香港紡織業的大蕭條,更驗證了趙安中當年決斷的英明。抓住先機的榮華廠從此漸入佳境,蒸蒸日上。從嘉豐到榮華的整整15年時間,一直是資不抵債,個中滋味實非一般人所能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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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評估收費:根據省物價局的有關規定,目前評估費收費標準采取累進計費率:房屋總價100萬元以下(含100萬元)的,收取評估總價的 0.42%;100萬元到500萬元的(含500萬元)累進計費率為0.3%;500萬元到2000萬元的收取評估總價的0.12%;2000萬元到 5000萬元(含5000萬元)的收取評估總價的0.06%;5000萬元以上的收取評估總價的0.012%。
房產評估應考慮的因素1、所在小區的均價,以及小區內類似房屋的掛牌價和成交價格2、周邊小區類似房源的掛牌價和成交價格3、所在小區和所在板塊的房價走勢4、被估算二手房的特性,包括房型、樓層、裝修、朝向、房齡、小區內位置、景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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