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觀房產網我要寫一篇論文是關于公共資源管理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有沒有人可以幫幫我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新一輪改革大潮中，以總設計師**同志的特區開發思想為指引，一大批各級各類的開發區在我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成為經濟增長的“領頭羊”和動力源。
中新蘇州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就是其中一個光彩奪目的亮點。
由**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國*府和新加坡*府在北京簽署《中新兩國*府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創造了兩國*府之間合作進行土地成片開發的案例，并由于協議中對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的規定而使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如今，八年過去了，園區不僅按照預定的設想運轉正常，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輝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尋求公共管理創新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方面所積累的實踐經驗及其理論價值而受到*府、經濟界和社科界的廣泛關注。
我們認為，園區建設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在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基礎上的創新。
這種創新從內到外表現為三個層次，即理念創新——體制創新——行為創新——經濟發展。
一、*府理念創新的三個緯度
理念創新是公共管理體制創新的內在動因，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首先體現為*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創新。
它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1．從管制思維到親商思維（服務思維）
在全球化趨勢日愈凸顯的大背景下，*府應轉變傳統管制思維，樹立權利本位、親商思維、服務理念。
在親商思維的指引下，*府行為由服務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
所謂親商思維是指園區行*部門以為客商服務為最高宗旨，把親商思維消化在招商引資、日常管理服務的態度和價值觀中，幫助客商獲得滿意回報率，同時使園區獲得相應收益從而形成雙贏格局。
親商思維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的核心，它認為*府并非真正的財富創造者；只有當*府成功地提供了一個適于工商業發展的環境，并使這些企業取得比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才能吸引更多的優質投資，國家經濟才能得到快速提高。
親商思維把*府——工商業——人民利益三者統一于工商業的發展，通過發展工商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國家競爭能力，促進國家經濟的持續快速的發展。
園區管委會將親商思維溶入到公共管理實踐中，具體體現為親商觀念的培育，園區各部門依靠高效的招商網絡，建立了無微不至的客戶服務體系，充分尊重客戶的意愿，為客商提供快捷、簡便的一站式服務體系。
同時采用敲門法的“國際招商網絡”，即有的放矢地主動招取優質投資項目；建立綜合性的競爭優勢，即園區管委會給予客商確定、清楚、快速的答復，一旦承諾，務必兌現；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策；確立為我而用的招商標準。
園區依靠新加坡經發局的國際招商網絡，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由淺入深地逐步形成點一線一面一化的園區發展高新技術的招商策略。
親商思維改善了園區*府形象，提升了*府信譽，促進了園區經濟發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產業巨頭落戶園區，從而形成了高科技。
高稅收、高就業的園區發展格局。
2．從人治思維到法治思維
國際貿易中的公正觀念。
互惠觀念、談判協商觀念本質上都與規則觀念緊密聯系。
全球化時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規則辦事，公正、公平、互利。
通過協商談判的途徑解決糾紛和難題。
*府應制定與世貿組織的原則相一致的游戲規則，完善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地把*府行為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使*府管理模式從個人權威轉向規則權威，使*府理念由從人治思維到法治思維。
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國，它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沒有民主，法律之上沒有權威。
堅持依法治理。
嚴格執法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
園區通過對新加坡法治經驗的引進一一借鑒——運用，以法治思維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園的法規體系和執法機制，形成工業園區完善的法制環境。
其內涵表現為：
首先轉變*府職能，建立專家治園的規劃管理體制。
園區的規劃管理體制推行專家治園，公開公布*府的園區規劃，然后授權規劃師分級管理，行*首長只處理違規申請和上訴案例。
同時實行一套嚴格的監督機制以杜絕腐敗。
其次，完善和明晰園區法規。
結合中國國情和園區實際需要，園區管委會共編制了18項管理辦法，如城市規劃建設管理辦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才十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外商投資企業行*性收費目錄搏動管理辦法、公積金管理辦法、國家公務員實施細則、預算外資金管理辦法等等，將園區公共管理納入法治化。
公開化、透明化的軌道。
最后，執法透明化。
園區制定的《蘇州工業園區規劃管理辦法》明確規劃管理的內容。
程序和工作時限，執法人員嚴格依法辦事，一視同仁，努力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園區投資環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園區管理依據、程序和方法，從而使執法主體與外商企業之間形成信息對稱。
管委會依法治園的精簡、高效、廉潔的*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評，增強了園區的綜合競爭力。
3．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思維
“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公共管理既是對人的管理，也是為人的管理。
公共管理的目標木單純是公共物品的生產，而且也包括如何促進人的發展。
尊重人、依靠人、發展人、為了人是園區人力資源管理的關鍵內容。
“人力資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資源”是新加坡人在經濟發展中形成的共識。
它將人的智慧和能力作為一種巨大的社會資源來開掘和利用，其內涵體現為：充分有效地發現城市內外、國內外人力，做到人盡其才；提供創造精神和物質財富的條件，知識更新和再培訓的條件；發展教育和智力投資。
園區通過對新加坡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的借鑒，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簡單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視為經濟發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資源是工業園區最重要資源”、“人力資源環境是工業園區最重要的投資環境”的理念。
園區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點體現為：寓簡明于透明之中，寓靈活于規范之中，寓親商于服務之中，寓動態于有序之中。
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干高質量的公務員隊伍和復合型經營管理技術隊伍的引進等方面效果顯著，適應了園區開發建設、管理服務的需求，并使園區人力資源市場化配置從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變；從分散型服務向一條龍服務轉變；從低層次服務向高層次服務轉變。
二、體制創新是理論創新轉化為實踐的中介
*府體制改革動力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內向外地表現為*府發展區域經濟的動機。
*府體制創新亦是一個過程，表現為：由改革之初的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逐漸向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轉變，最終過渡到與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方式，從而奠定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微觀主體地位。
體制創新是理論創新轉化實踐的中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進行體制創新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創新和*府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1．*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創新
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府》指出，“有效的*府——而不是小*府——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這已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府的作用是補充市場，而不是替代市場”。
加人世貿組織必將加快我國*企分開的步伐，使企業逐漸脫離*府的行*控制，保證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在同一競爭平臺上，并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分明、*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同時，隨著我國加入MO，*府經濟職能又被賦予了新的內蘊，這體現為：引導，*府應研究和分析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尋找發展經濟的最佳路徑。
調控，*府應通過宏觀經濟*策的調整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和增長。
扶持，在WTO制度規范的框架下積極尋求發展本國工業的途徑，在全球化浪潮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
園區*府經濟管理體制的借鑒和創新優化了園區投資環境，吸引大批跨國企業落戶園區，三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已形成了適合國際經濟發展戰略的投資產業結構。
2．*府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府轉變職能應以社會本位為導向，應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要求作為自身價值的參照體系，不斷依據社會變量決定自身的結構、權限及其運行方式的轉變，把*府全方位控制社會的沖動減小到最低限度。
*府主要是社會的服務者、協調者和一定范圍的干預者，社會才是主導者，因而評判*府職能的標準將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決于服務對象的滿意程度。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府管理逐漸趨向*府公共*策化、公共管理社會化從而形成小*府大社會的格局。
“通過參與式民主給公民授權。
”在這樣的*府中，公共管理的職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轉移給非*府公共管理組織。
*府從公共管理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不僅自身可以達到消腫減肥的目標，而且可以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公共管理的質量和效果。
更小的*府——更好的服務是園區管委會*府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中軸。
首先，更小的*府。
園區管委會根據“精簡、統一、效能”和“小*府，大社會”的原則，切實轉變*府職能，強化服務意識，僅設立七套常設機構共12個局和1個非常設機構，定編120人，卻承擔了相當于市一級**機構和近百個部門和職能，實現了對外（新加坡20多個*府機構）接軌，對內（蘇州市及省，國家）接口的要求。
同時，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建立了高效的公務員管理體制，既有利于提高*府效能，又有利于實現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開化、民主化。
其次，更好的社會服務。
園區管委會的社會職能就在于維護社會秩序，提供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營造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良好的園區生活環境。
三、公共管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巨動
現代公共管理以社會需求為起點，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過體制創新以滿足社會福利需求，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最終形成公共管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形成互動關系。
它表現為：經濟發展要求公共管理體制創新；公共管理體制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體制日益成熟，這又為公共管理在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經濟制度環境。
1．經濟發展呼喚公共管理體制創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用腳投票選擇投資領域。
在全球化環境下，跨國公司根據區域投資環境可以隨時將生產轉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勞工法律松、市場機制完善的區域或國家。
跨國公司這種用腳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僅僅要求而且迫使*府進行公共管理體制創新，改善投資環境，樹立親商理念、法治理念、從剛性行*轉向柔性行*。
園區學習和借鑒新加坡公共管理經驗和經濟管理經驗，正是希望通過對其借鑒、消化和吸收，在園區盡快形成一種全新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以制度創新來構造新的招商優勢，并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構造新的增長點。
此外，園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的實現也必須依靠體制創新為先導。
園區要實現其戰略目標，即成為國際最具競爭力的開發區之－，以及成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超前試驗區，以“管理示范”和“產業輻射”有效帶動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就必須“敢于試驗，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以體制改革為先導，探索出一條以注重功能效益的體制供給來取代單純的優惠*策，進而形成新一輪經濟成長驅動機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體制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公共體制創新的目標是完善*府過程功能，從而使*府輸出功能符合社會生態環境并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體制創新賦予了*府理念、體制、行為新的內涵。
首先，高瞻遠矚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
園區依據產業發展戰略、人才資源戰略和區域協調戰略的研究，提出園區產業結構發展的原則是“先二后三到二三并重”，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適當發展高效益產業、高就業產業；提出園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立足蘇州，依托浦東，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開放開發。
其次，親商思維下更快捷的服務。
園區建立上海——蘇州工業園區的海關綠色通道。
在上海海關和園區海關之間建立電腦聯網，使園區的進出口實現直通與口岸式管理，從而極大提高通關速度，方便了客商；園區建立起由網絡化職業介紹系統、社會化的社會保障系統、市場化的勞動力價格系統、法制化的管理系統等等。
3．經濟發展為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環境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體制日益成熟，這又為公共管理在更高層次上體制創新提供更佳的經濟制度環境，從而形成體制創新——經濟發展——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創新的良性循環。
園區在借鑒新加坡經濟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目前，一個規劃科學、布局合理、管理嚴格，借鑒新加坡裕廊鎮規劃模式建設的國際化、現代化的新城區已在金雞湖畔初現。
園區對新加坡經驗的大軟件和小軟件借鑒已基本完成，園區已經成為國內最具競爭力的園區之一。
在此基礎上，園區又樹立了新的戰略目標；通過體制創新繼續努力把園區建設為與世界經濟接軌、符合國際慣例的最具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園區。
而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又要求通過更高層次上的體制借鑒和體制創新，從而形成制度供給以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樣就形成了體制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環。
四、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對外輻射的制約因素
園區八年來的實踐證明，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經驗，以制度的創新營造一流的投資環境，從而為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建立新的增長點，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國開發區協會、山東省開發區協會、江蘇省對外經貿廳先后在蘇州舉辦了“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研討班”，對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對外輻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但應該看到，這種輻射的力度是有限的。
園區經驗的對外推廣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正由經濟領域逐步向*治領域擴展，*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更是方興未艾，加入WTO則構成加速這一改革進程的外部動因。
在這種有利的宏觀條件之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對外輻射作為一種制度創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種種現實情境的制約：
第一，從體制創新的內在動力來看，園區經驗的對外推廣存在著一個“路徑依賴”問題。
體制創新是對現實社會關系的變革，而現實的社會關系恰恰就凝結在現行的體制框架當中，實際地調控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
它們曾經有過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歷史慣性作用于當下人們的活動。
因此，地方*府及其官員自身對于體制轉變的緊迫性的認識，對于改革將要帶來的利益關系調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層次的一定區域社會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運動狀況和該地區的社會歷史條件，成為制約體制創新的決定性因素。
我國各地區之間*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將影響到園區經驗對外輻射的接受程度，同時意味著學習園區經驗同樣有一個如何從本地實際出發。
因地制宜并有所創新的問題。
第二，從體制創新的外部條件來看，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實踐探索是在一種特定的環境下進行的，能否爭取到有利的外部條件支撐構成園區經驗對外推廣的第二重制約因素。
園區作為中外*府間的合作項目，一開始就獲得了強有力的組織支撐。
從中新兩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到雙邊三級聯合協調體系的建立以及被賦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優惠*策，為園區的運作營造了優越的外部環境。
園區作為一個新建的城市實體，是按照一種全新的模式來設計和運作的，它的資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負擔很小，使其得以高起點發展，高效能運轉：園區以150人的機構編制規模創造了130多億元的GDP。
園區的實踐告訴我們，*府機構和管理體制的改革任重道遠。
第三，從體制創新的外部空間來看，我國目前中央*府與地方*府之間的職權劃分方式影響著地方*府對于體制創新的能動作用及其形式空間。
園區的成功探索為發展中外經濟技術互利合作積累了新的經驗，即這種互利合作也可以在兩國*府之間展開，通過共組的國家財團進行運作，從而拓展了國際經濟技術的形式空間。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思想解放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
由此推而廣之，對我國的對內開放和地區之間的互利合作也不無啟示。
問題在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單一制——集權型的*府管理體制，中央*府與地方*府之間缺乏明確的職權劃分①，中央*府對地方*府實行雙重的垂直領導，這勢必制約地方*府對于體制創新的能動性和這種創新的形式空間。
園區經驗的對外輻射推廣有賴于地方*府積極發揮自身能動作用和中央*府的適當授權。
中國古代農作物的發展史
1、先秦時期的農作物
先秦時期的農作物經歷了一個由多到少的過程。
開始時，凡是可以吃飽而無毒的植物先民們都進行種植，隨著人們對作物認識的提高，逐漸淘汰了一些產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種類。
《尚書?舜典》稱當時人們種植的作物為“百谷”，而《周禮?天官?大宰》謂“九谷”，漢獻帝時大司農鄭玄注“九谷”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在同一部書的《周禮?天官?疾醫》中則謂“五谷”，鄭玄注“五谷”為麻、黍、稷、麥、菽。
這個時期種植的作物總的來說是比較多的，
但是主要作物還是集中在幾種上。
夏代主要有谷、稻、麥、菽、糜等，《幫小正》即有關于夏代“祈麥實”、“種黍菽糜時也”的記載；商代見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麥、米（小米）；周代則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麥、桑、麻等。
周代由于文字系統已經較為完備，所以關于農作物的記述較多。
被譽為中國第一部詩集的《詩經》中有許多關于農作物的記載，如《王風?黍離》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雅? 甫田》云：“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風?碩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
從當時全國大范圍來說，北方以種植較耐干旱的粟當家，而南方則由于雨量充沛，以種植水稻為主。
這個時期，人們在不斷的種植中已經懂得了簡單的作物種類篩選。
據先秦時期詞典性著作《爾雅》記載，因顏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異，當時禾有6種，麻有4種，黍有3種，稻有2種，燕麥有2種。
2、秦漢時期的農作物
秦漢時期的主要農作物仍然沿襲前代，但是各種作物所占的比例發生了一些變化。
主要表現在麥和稻的種植更為普遍，其在人們的糧食構成中日漸重要。
特別是在北方麥的種植得到大力推廣。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麥與禾也”。
在西漢時，種植麥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視。
如西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漢書?武帝記））；東漢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漢安帝“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后漢書?安帝記》）。
北方禾類種得最多的是粱和粟。
這可能是由于這兩種作物谷粒較大，對水分要求不高，適應性強，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緣故。
在南方則種稻業顯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廣到北方的部分地區。
如西漢哀帝時，水利家賈讓曾向朝庭建議“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種禾麥，更為粳稻”（《漢書?溝洫志》）；秦彭在山陽（今山東西南部）任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后漢書?秦彭傳》）；東漢時張堪任漁陽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開稻田八千余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后漢書?張堪傳》等等。
這個時期，人們在作物的種植中還學會了作物品種的選擇培育，生產上出現了許多優良品種。
據西漢《汜勝之書》載，麥已有大麥與小麥、“旋麥”（春麥）與“宿麥”（冬麥）的區分。
豆也有大豆與小豆的區分。
江南的稻作農業也漸趨良種化。
比較著名水稻品種有“華鄉黑秬”、“滍皋香粳”（張衡《南都賦》）等。
1976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葬中，曾發現隨葬的稻穗四束，經鑒定為品種純正能耐水肥的粳稻。
⑹ 而成書于東漢時期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字典的《說文解字》（許慎編纂）中列有麥的品種8個，禾有7個，稻有6個，豆有4個，麻有4個，黍有3個，竽有2個。
漢代時人們還種植了較多的蔬菜和經濟作物。
東漢末期*論家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蕪菁、芋、蘘荷、生姜、蔥、青蔥、大蒜、韭蔥、蓼、蘇等。
經濟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藍和胡瓜。
雄麻主要用其纖維制造亞麻布及其它織物，雌麻則和芝麻和白蘇等作為油料作物，蓼藍作為藍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為谷物食用了。
漢代還開通了中國與西亞各國（主要是西域）的物資交流，從西域國家引入了西瓜、黃瓜、蠶豆、青蔥、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魏晉南北朝的農作物
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麥類的種植逐漸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趕粟類之勢，在南方則隨著北方移民的入遷也開始有少量種植。
據北魏時農學家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記載，這時北方已有旱稻種植。
農人們除了種植大田糧食作物外還比較重視其它作物的種植。
蔬菜瓜果作物沿襲前代；染料作物出現了紅藍花、梔子、藍、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黃河流域已經普遍種植；飼料或綠肥作物有苜蓿、蕪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纖維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人們已重視作物的選種和良種培育工作，并在實踐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方法。
在《齊民要術?收種第二》中說的選種方法是“粟、黍、穄、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
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其別種種子，常須加鋤。
先治而別埋，還以所治蘘草蔽窖”。
這種辦法，把選種、留種、建立“種子田”進行良種繁育和精細管理、單種、防雜保純結合在一起，具有相當的科學性，至今在品種的提純復壯中仍有沿用。
因而這個時期涌現出了大量的農作物新品種。
如粟類以成熟時間的先后分為早谷和晚谷品種，以谷粒的顏色分又有黃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種。
據晉時書籍《廣志》記載粟的品種有11個，水稻品種有13個；《齊民要術》所記粟的品種有86個，水稻品種有24個（其中糯稻品種11個），并各有名稱。
至于品種的命名，據《齊民要術?種谷第三》記載“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為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為稱”，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種性狀及性能命名的方法。
魏文帝曹丕在《與朝臣書》中也有關于“新城粳稻”這個水稻品種的記載。
4、隋唐時期的農作物
隋唐時期作物種類有了較大的變化。
唐末韓鄂《四時纂要》記載的作物品種比北朝時的《齊民要術》有所增加，其中糧食作物除傳統的粟、麥、稻、黍、菽外，又有薯蕷、蕎麥和薏苡等。
這三種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種植，如蕎麥在陜西咸陽的漢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見于文獻記載。
筆者推斷這三種作物在唐朝時可能已有較大面積種植。
即便是傳統作物粟、麥、稻、黍、菽的種植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
在《齊民要術》的記載中，粟居首位，麥、稻則稍后于粟。
而在《四時纂要》中，已成為粟、麥、稻并稱，說明這個時期稻麥的種植比前代更加普遍。
據考古發現，唐代洛陽含嘉倉里收藏的糧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
杜甫《憶昔》詩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國的經濟重心向南推移，出現了“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啟》）、“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韓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
此時南方稻米歲運已為300萬石（《舊唐書?食貨志下》記載），可見南方水稻在當時國家經濟中的重要性。
隨著水稻種植業的發展，也出現了許多水稻的優良品種。
據唐詩和《四時纂要》的零星記載，這個時期的水稻品種主要有蟬鳴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紅蓮、紅稻、黃稻、獐牙稻、長槍、珠稻、霜稻、罷亞、黃稑、烏節等15種。
除白稻、香稻和黃稑外，其余品種均未見于前代文獻，應為隋唐時出現的新品種。
其中香粳還是蘇州和常熟的貢品，黃稑和烏節則為揚州的貢品。
這個時期麥類則在北方大規模種植，在南方有小面積地種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綽《蠻書》記載“小麥即于崗陵種之。
”此時麥類已成為僅次于稻，而與粟處于同等地位的糧食作物，并在全國形成了南稻北麥的生產格局。
在《四時纂要》中還有關于茶葉、棉花、食用菌的種植記載。
至于茶葉的種植雖然在西漢時就有茶市的記載，但在唐代以前所飲茶葉，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為主，栽培尚不普遍。
就連這個時期出版的《茶經》中也很少關于茶樹栽培的記載，而僅僅提到“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采。
”但是在《茶經》之后，茶葉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唐朝全國產茶地已有五十多個州郡。
除南方老茶區之外，河南、陜西、甘肅等省區也都有茶葉生產。
《四時纂要》一書中以“種茶”和“收茶子”兩節寫了茶葉的種植和管理。
可見茶樹的大規模種植應該是從唐代開始。
5、五代宋元時期的農作物
五代宋元時期，隨著北方人的大量南遷，給南方帶來了種麥技術，再加上*(蟹)府鼓勵，南方麥類種植日益擴大。
莊綽《雞肋編》載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
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于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
于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可見當時市場上麥的價格高，而*(蟹)府有南方種麥不用交課糧的*策，從而刺激了南方麥類的擴大種植。
但是在南方的農作物仍以水稻為主，麥類種植的南移并未影響到水稻的種植面積，倒是成就了南方麥、稻一年兩熟制的形成。
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種類已是早、中、晚皆備，秈、粳、糯俱全。
寶慶《四明志》載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
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處署成。
中最富，早次之。
晚禾以八月成，視早益罕矣。
”具體的水稻品種，僅嘉泰《會稽志》所記就有56個，其中秈、粳品種40個，糯稻品種16個。
寶佑《琴川志》則記有水稻品種35個，其中秈、粳稻品種27個，糯稻品種8個，并說“以上名色甚多，姑舉其概耳”，說明當時未被史籍記載的水稻品種還有很多。
另外在淳佑《玉峰志》記有水稻品種34個。
還有紹熙《吳郡志》、嘉泰《吳興志》、紹定《澉水志》和咸淳《臨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關于水稻品種的記載，可見當時江南水稻品種之多，幾乎在各個水稻種植區都培育有地方品種。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經大規模種植的“占城稻”。
“占城稻”原產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稱早禾或占禾。
據《宋史?食貨志》和《宋會要輯稿》等史籍記載，它至遲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種植，是由福建商人從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
宋真宗年間，江淮兩浙一帶發生旱災，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江淮、兩浙）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并命轉運使張貼榜文推廣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區得到了普遍的推廣。
在南宋的許多地方志中都有關于占城稻的種植記載，這也說明了該品種具有廣泛的環境適應能力。
占城稻是我國水稻種植史上首個外來品種，其出眾的優良品性使其成為長江流域占統治地位的糧食作物品種。
而隨著各地栽培環境的差異，又在各地演化出眾多適合各地生長的新品種。
如在嘉泰《會稽志》中就記有“早占城”、“紅占城”、“寒占城”等品種。
占城稻的引入種植，對于我國稻作生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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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人們對于水稻的各個類型已有充分的認識。
認為秈稻較為早熟，而粳稻多為中、晚熟。
如《王楨農書?農桑通訣集?收獲篇》記載，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別”，“六七月則收早禾，其余則至八九月”，其稱“晚禾”為“大禾”。
而當時江南俗稱粳稻為“大稻”，稱“秈稻”為“小稻”。
元末出版的書籍《吳門事類》則給早、中、晚稻下了確切的定義：“春分節后種，大暑節后刈，為早稻；芒種節后及夏至節種，白露節后刈，為中稻；夏至節后十日內種，寒露節后刈，為晚稻。
”以上說法，也正好與現在認為的秈型水稻感溫性強故適于早稻種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強，故適于晚稻種植的現代科學理論相吻合。
6、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農作物
明朝時期，糧食作物基本上還是沿襲前代。
但是這個時期，隨著中國與海外交往的增多，舉世聞名的鄭和七下西洋就發生在這個時代。
目前在中國糧食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幾種農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馬鈴薯”就是在這個時期從海外引入種植的。
據曹玲考證，玉米約于16世紀中葉分三路傳入中國。
分別是西北陸路自波斯、中亞至我國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流域；西南陸路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以及東南海路由東南亞至沿海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
蕃薯大約是萬歷年間（約公元1582年）由呂宋、安南等地傳入我國，最早種植在福建、廣東、云南等地。
由于蕃薯產量高，畝可收獲數千斤，而且對土壤要求不高，“瘠鹵沙岡皆可植”（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廣開來。
馬鈴薯何時引入中國，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無定論，但至遲在1628年前在中國已有種植。
據成書于1628年的徐光啟（1562年－1633年）《農*全書》記載“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內白皮黃，……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
”（《農*全書》卷二十八）可見,這個時期馬鈴薯這個作物品種已經廣為人知、普遍栽種。
如此，人們的主要糧食作物品種得到豐富，也使人們的食物結構得到改善。
這個時期，在南方的水稻種植中，不斷的有新品種培育出來。
我國首部記載水稻品種的書籍《理生玉鏡稻品》也在這個時代（約在1500—1550年之間）問世。
書中記載有江南水稻品種38個，其中粳稻品種21個，秈稻品種4個，糯稻品種13個。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傳統糧食作物種植上獲得了較大的突破，主要表現在選育出了大量的優良農作物新品種。
據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時統考》載有16省水稻良種3429個，谷子良種251個，小麥良種30余個，大麥良種10余個。
水稻新品種的問世，使得南方大面積流行種植“雙季稻”。
如蘇州織造李煦在屬地推廣李英貴種稻之法，“從前只一次秋收，今將變為兩次成熟”，從單季歲稔時畝產谷三四石，到兩季合計畝產6石6斗，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產量。
北方則推廣了南方的一些農作物品種。
如康熙時天津總兵藍理在京津反復試種水稻，終獲成功，使這一地區以馳名的“小站稻”而成為北方的魚米之鄉（《清圣祖實錄》卷二四四）。
又如乾隆時兩江總督郝不麟將福建耐旱“無須浸灌”的早稻品種“畬粟”引進安徽，在“稻谷雜糧均不宜種”的“高阜斜坡”種植，大獲成功，進而推廣到北方各省（《清史列傳》卷十八《陳大受傳》）。
此外，這個時期還在全國推廣海外引進的一些高產農作物品種，如玉米、蕃薯、馬鈴薯、花生等，使之成為當時農民的主要農作物。
古代農作物的種植種類，總的來看是從多到少然后又到多的趨勢。
先是上古時代的只要能吃而無毒植物就種（即“百谷”），到有選擇地種植宜種多產的數種作物（即“九谷”、“六谷”、“五谷”），然后又對原種植作物不斷進行選種和品種培育，并引入外來作物，使栽培作物得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期間，國家*策對于農作物種類抑或品種的推廣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了解古代的農作物及各種作物品種的推廣過程，可以弄清今日所種作物的來龍去脈，為今后的作物品種培育和推廣提供幫助，并對今人的農業生產起一定的指導作用。
湖南望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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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洲有什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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