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觀房產網民國時期的貨幣有什么進位是多少那時候的物價大概怎樣
民國時期紙幣：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喪權辱國的清朝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光輝一頁。辛亥革命前已在國外發行“鑄餉券”，為了*事開支的需要，又發行了“*事用票”等紙幣。辛亥革命勝利后，于民國初年，原“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把交通銀行定為國家銀行，先后發行兌換券，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于1916年停止了兌現承諾，1924年，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發行貨幣。此外。經國家核準的普通商業銀行也發行了鈔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機構也先后發行了地方鈔票。民國時期，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縣，亦都相繼發行了各類眾多的鈔票，鑄行了多種金幣、銀元、銅元、鎳幣等貨幣。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府喪權辱國，把中華民族推向國將不國的危亡境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為中國近代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孫中山先生為籌集糧餉*械和革命活動經費，積聚革命力量，在國外發行了籌餉券；南京臨時*府為掃除清*府的殘余勢力，應付**急需，發行了陸*部"*事用票"和中華民國南京*用鈔票；各省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成立**府，發行了帶有辛亥革命標志的鈔票，這些鈔票為推翻清朝*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發揮了很大作用，是這一偉大革命運動的產物和見證者，一向作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們的珍視。
國家銀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仍沿用舊名。“中國”和“交通”二行在民國初年，被定為國家銀行，繼續發行兌換券。后因袁世凱稱帝，而引起了討袁戰爭。接著各地*閥進行混戰，財*狀況極為惡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兌現，引起了糧食和各種商品價格急劇上漲，使勞動人民蒙受了很大損失。1924年，孫中山先生為調節金融，活躍經濟，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發行貨幣，履行國家銀行的職能。
商業銀行與特種銀行票
除國家銀行發行票外，不少普通商業銀行經*府核準也取得了發行鈔票的特權。在前清取得了發行權的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信成銀行等。民國*府成立以后才取得發行權的有中國實業銀行、中南銀行、大中銀行、中國絲茶銀行等、另外，還有經*府特許發行鈔票的特銀種行，如殖邊銀行、邊業銀行、勸業銀行等，這些銀行在抵制外鈔、發展中國民族經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府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但是，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稱帝激起了以云南為開始的全國規模的討袁戰爭。各省紛紛成立“護國*”、“靖國*”，宣布獨立。討袁戰爭結束后、北洋*閥形成一股*事*治力量。它們在各自的*山——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互相爭斗，使全國陷入了連年內戰之中。各地**權為了籌措餉需進行戰爭，一般都發行了*用鈔票。這類鈔票均在戰地發行，屬于臨時性質。這部份負擔，當然都無一例外地轉嫁到了勞動人民身上。
國民*府紙幣
法幣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之交，我國因受國際金價及銀價波動的影響，白銀不斷外流，銀本位幣制難以維持，國內的貨幣發行也未趨統一，雜亂不堪。國民**府于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后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同時禁止銀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強制將白銀收歸國有。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國民**府采取通貨膨脹*策，法幣急劇貶值。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到1947年4月，發行額又增至16萬億元以上。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于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徹底崩潰。
關金券
關金是“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的簡稱，為國民*統治時期中國海關收稅的計算單位。原來海關收稅為銀兩，1929年世界銀價大落，影響關稅收入。*府于1930年1月決定征收金幣，以值0.601866克純金為單位作標準計算，稱“海關金單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銀行發行關金兌換券，作為繳納關稅之用。1942年4月，以關金一元折合法幣二十元的比價，與法幣并行流通。1948年8月發行金元券后，停止發行。
金元券
鑒于法幣惡性膨脹，國民經濟面臨崩潰之勢，國民**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進行幣制改革。規定金元為本位，開始發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純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萬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然而金元券卻以更快的速度膨脹，前后不到十個月，發行總額達1，303，O46億元，比原規定的發行額20億元增加六萬五千余倍，物價比幣改初期上漲一百七十萬倍。解放前夕，上海銀元一元可換金元券16億，各地紛紛拒用，逐以銀元代替流通。
銀元券 東北九省流通券
大陸解放前夕，金圓券已形同廢紙，民間多已自動重新使用銀元。國民**府乃恢復銀本位幣制，在重慶、廣州一帶發行銀元券。規定金元券五億可向中央銀行兌換銀元券一元。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府決定在幣制方面采取分區發行制度。對于經濟環境特殊地區，發行區域性流通券，限在當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東北地區發行了“東北九省流通券”，其幣值為法幣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發行。
對干民國紙幣的收藏與研究, 是當今收藏界的一大熱門，它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集有所樂的收藏心得, 而且更能使人感悟歷史。一張票幅為2.5厘米×5.1厘米、僅有拇指大小的紙幣, 卻紀錄了我國抗戰史上的一段悲愴往事。1941年，因杭州淪陷而南遷至浙南山區的浙江地方銀行，由于受到日*的嚴重封鎖, 導致印鈔材料極度缺乏, 為了度過難關, 印鈔廠只好節省印鈔紙張，于是便產生了這種我國歷史上最小面幅的紙幣—浙江省地方銀行橫式一分紙幣。如今這種紙幣己身價萬倍, 難得一見。而另一種面值為60億元的民國紙幣, 卻寫下了民國末期金融崩潰的敗筆。1948年, 國民*的法幣*策己經瀕臨破產,100元法幣的購買力僅值1937年的0.00002元, 但國民**府出于內戰的需要, 仍大量濫發紙幣, 導致了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1949年5月, *省銀行發行了一種面額為60億元的紙幣, 這張紙幣折合金元券壹萬元, 按照當時上海的物價, 這張60億元的紙幣只能買到77粒大米, 這真可稱得上是中國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聞。如今這張在歷史上僅曇花一現的紙幣己經身價不菲，其全新品相的市場價格己達5000元。 民國時期的通貨膨脹
民國26年（1937年）到民國33年（1944年）的通貨膨脹與物價漲幅
26年法幣發行16億，物價穩定，定為基準物價
27年法幣發行32億，增加了2倍，物價較民國26年，漲幅達64%
28年法幣發行56億，增加了3.5倍，物價未大幅波動維持在27年水平
29年法幣發行80億，增加了5倍，物價卻瘋漲了12倍
30年法幣發行160億，增加了10倍，物價漲幅為27倍
31年法幣發行336億，增加了21倍，物價漲幅為77倍
32年法幣發行752億，增加了47倍，物價漲幅200倍
33年法幣發行2880億，增加了180倍，物價漲幅2100倍 你想想前幾年用一樣的錢可以買到一頭牛，到后來只可以也買不到一個火柴
物價上漲了多少倍
物價不斷上漲，我想每個人都有深刻體會。改革30多年以來，中國物價上漲了多少倍，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雖然中國多數年份的CPI增長只是保持個位數，但是經過30年時間之后，這個數字也是驚人的。
時寒冰在《經濟大棋局,我們怎么辦》這本書上說到,“1981年的 萬元財富 相當于當時人均儲蓄的200倍,折算到現在差不多是255萬元。”當年,國家干部月工資二三十元,所以“萬元戶”對于很多人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如果月工資二三十元，不吃不喝三十年也未必擁有一萬元存款。
在這里，我們到民國時期看看。國民*方面*費大增，從而導致財*惡化。因此，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截止 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行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加了40余萬倍，物價較抗戰前上漲了3492萬倍。1947年9月下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說道：“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五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府處境繼續惡化，行*上仍舊無能，這仍屬于基本趨勢。現在，中央*府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
據2010年12月07日《新京報》報道；“國金證券前首席經濟學家金巖石曾公開表示，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的GDP增長了93.41倍，但從1985年到2010年，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卻增長了814倍。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廣義貨幣供應量最大國家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的通脹之勢。”
央行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廣義貨幣供應量1990年為1.53萬億元，1999年為11.76萬億，2000年為13.24萬億，2001年為15.28萬億，2002年為18.32萬億，2003年為21.92萬億，2004年為25.01萬億，2005年為29.6萬億，2006年為34.55萬億，2007年為40.34萬億，2008年為47.51萬億，2009年為60.62萬億，2011年末為85.16萬億元，2013年3月為103.61萬億元。從這個數據來看，2013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是1990年的70倍。
網上有一則“退休后生活30年只吃盒飯需要100萬元”的言論。很多人都覺得退休30年只吃盒飯要花100萬，這種說法有點不靠譜。不過，如果仔細想一下通脹這一只老虎，就知道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會發生的。要是我們回憶一下30年多前的“萬元戶”，然后再和現在做一個比較，就覺得一切都有可能。
過去30年時間，中國物價到底上漲了多少倍？不同商品，漲價幅度是不同的。以豬肉來計算，上漲了10到15倍之間。蔬菜、雞蛋等食品，上漲了10到20倍。交通方面，上漲20倍左右。醫療價格，估計上漲了50到100倍。土地價格上漲更是瘋狂，甚至達到上萬倍。上個世紀80年代，我生活的小鎮，面積150平方米的土地，價格是100元，如今上漲到50到200萬元之間。這個上漲達到五千到兩萬倍。
當然，當時這些物價都是真實的市價，畢竟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價格。要買到價格是100元的土地，并非花了100元就行了，這個背后還需要找后門、送禮之類，同時還受到戶籍的限制。因此，土地上漲達到兩萬倍，確實有一些夸大。但是我們從貨幣供應量角度來看，物價上漲得確實很瘋狂。
據2013年3月5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1982年，最高等級冬蟲夏草（800根級）的價格約為120元/千克，1993年已漲至3000元/千克。而2003年‘非典’時期，冬蟲夏草提升免疫力的消息使其價格摸到了1.6萬元/千克；到2007年，冬蟲夏草的價格達到巔峰，其中800根“頂級王草”在產地就高達20萬元/千克，運送到銷售地零售價則達到了42萬元/千克以上；而2012年，內地上市的上等冬蟲夏草價格已經達到每千克88.8萬元，30年內價格上漲了7400倍。”
30年之前，沒有幾個人是“萬元戶”，但是現在資產超過100萬的家庭卻不少，甚至超過千萬都有很多。之所以這么多家庭成為“百萬元戶”，甚至成為“千萬元戶”，這和改革開放，經濟增長有關，但是更和通脹有關。通脹的推動下，讓更多人跨入“百萬富翁”的隊伍之中。特別是很多城市房價10年上漲10倍，所以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成為“百萬富翁”。十年前，很多房子只值10幾萬元，或者20萬元左右，但是房價上漲的貢獻下，他們很快就身價超過100萬元。
20多年前，廣東湛江市東海島后邊村決定對考上大學或者中專的村民獎勵300元。20多年的今天，這個獎學金仍然是保持著300元。我問過該村的村長李明榮，為何這么多年過去，這個獎學金還是300元。他給我回答就是，這是當時規定的。當時，拿著這300元可以在北京買到0.5平方米的房子，如今連千分之五的平方米都買不到。
10年前，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房價也就是幾千元而已，超過一萬元都是豪宅了。如今，我們可以北京五道口附近房地產中介轉一下，就發現很多二手房價格都超過10萬元一平方了。上個世紀90年代時，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香港的房價貴得要命，每平方米需要幾萬元、10幾萬元。當時，我們覺得這個價格很不可思議，可是誰又會想到中國很多城市的房價實現了這個夢想。
30年時間以來，中國多數商品都上漲10到20倍，個別商品還上漲上萬倍。當然，也有一些東西保持不變，比如保持20多年不變的后邊村300元獎學金。另外，還有一些商品在降價，比如手機、電腦之類。
民國物價
民國初的百姓究竟活得如何？剛好筆者手邊有幾本書，其中兩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可看出1927年左右平民的生活狀況。
紡織女工工資
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后，“領到半個月的工資—— 七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里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里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十四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臺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
如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共-安-全-專-家-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
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面粉，應為44斤。
《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一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干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六七個同學去吃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只雞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
地皮和住房價格
至于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
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舍，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立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
普通居民生活狀況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于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元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元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如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元。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
具體的福利制度，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鑒》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六十歲退休，工資照發”。
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于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后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二十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后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于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府在財*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余，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后，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四到五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藥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
http://**gxwb/html/2010-12/07/content_*
民國物價飛漲時期什么是保值的
這三樣在哪個亂世都是保值的
民國時期,曾經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請教是怎么回事?為什么通脹率那么高?!
通貨膨脹是貫穿于中華民國最后幾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響人民生活的關鍵要素。在國民*府人為制造卻無力控制的通貨膨脹下，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由緊張、騷亂而最終陷于絕望。物價漫無限制的飛漲，使廣大人民在對日常生活產生恐慌的同時，也對國民*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與希望。一個連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拋棄？而且，通貨膨脹下的人心恐慌與社會動蕩，也預兆了國民*府的即將終結。以往學者們談到過通貨膨脹與國民*府覆亡的關系[1]，但多數是就宏觀與理論而言，對二者的具體過程則語焉不詳。本文試圖通過通貨膨脹下廣大人民的具體生活這一切入點，細致地展現國民*府覆亡前的社會景象。
一、物價飛漲與生活困難
連續十多年的抗戰與內戰，使通貨膨脹成為中華民國最后幾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戰進入中后期以后，長期的戰爭損耗以及大片富庶國土的淪陷，已經使國民*府的財源日益枯竭。為支持日益龐大的財*開支，國民*府大量發行紙鈔，從而引發了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抗戰勝利后，為了籌集發動內戰的資本，國民*府以更大的力度發行紙幣，從而也將通貨推到了惡性膨脹的程度。根據經濟周報所發表的數據，上海的物價指數，1945年9月為346，1946年12月為9713。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內，物價上漲了28倍。當時有人預言，“只要為支付龐大*費的通貨膨脹不停止，游資不納入生產事業，物價絕對沒有不上漲的道理”[2]。確實如其所言，此后的物價更如脫韁的野馬，越發不可收拾。以戰前的1937年6月為標準，截至1948年8月，法幣貶值400萬倍，物價上漲近500萬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圓券改革，雖然以1元金圓券兌換300萬法幣重新調整了物價，但僅僅70天后，物價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漲。顧頡剛在日記中對金圓券貶值的過程進行了記述。僅以銀圓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來說，在最初的時候，“銀圓二合金圓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圓券七合銀圓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價比剛發金圓券時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銀圓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銀圓價一萬三千元，下午即達一萬七千元”。銀圓與金圓券的比價，4月5日為二萬八九千，10日六萬，15日13萬，16日18萬，22日46-49萬，27日130萬，30日400萬。到了5月19日，“國行掛牌為九百六十萬，然實際之價已為一千四百萬”。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萬，及傍晚則升至三千萬矣”[4](231,237-2381)。僅僅半年多的時間，金圓券竟貶值6000萬倍，國民*府的經濟已完全崩潰。
物價的飛漲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帶給他們猶如隔世的感覺。戰前一封平信的郵價是5分錢，到1948年4月增長到五千元，還嚴重低于物價的指數。按照當時的物價指數，“算起來應該是一萬六千五百元”。一枚五萬元的郵票，連寄一封到國外去的航信都不夠（后者至少十萬元以上），卻“約等于戰前一個普通銀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戰前不過四百元，戰后卻增長到200萬元。帶給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買大樓房二十所”[6]。然而，通貨膨脹帶給百姓的影響不僅僅是難以接受的感覺，還包括了他們具體生活的日益艱難。隨著物價的飛漲，人民的收入雖有增長，但始終不能與物價同步，因而導致了他們實際收入的持續下降。以天津警察為例，當時報紙感嘆，“警察一年來薪餉雖有增加，然而趕不上野馬一般的物價。他們的生活委實太苦了”[7]。在這種情況下，物價的飛漲不但造成了人們手中原有貨幣的貶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時人聲稱，通貨膨脹對“靠薪水和工資吃飯的人最不利”[2]。
對大多數平日節衣縮食方能勉強維持生計的普通民眾來說，物價上漲所帶來的實際購買能力的削弱，使他們貧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當時報紙在敘述了物價上漲之后，每每以感傷的口吻作出總結：“商民莫不叫苦連天，薪水階級更苦不堪言”[8]，“一般貧民大受威脅”[9]。語言雖然抽象，但卻是現實生活真實的寫照。食糧與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價飛漲的侵襲。食糧一日幾漲的事情在當時相當普遍，“已不成新聞”。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靜海縣城的集市，由于糧食供不應求，“價格遂隨風上漲。清晨玉米開價為七萬五千元一石，至午時漲至九萬元。小麥每石由十六萬元漲至二十二萬元，指身為業之平民及薪水階級之公務員，聞訊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區，“百元燒餅，逐漸縮小，已縮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賣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壓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車夫竟憤然大呼，“干脆來個原子彈，大家玩完”。記者認為這雖為氣話，卻“道盡市民苦悶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擾百姓的一大難題。受戰爭影響，煤炭運輸不暢，造成了生產與消費的嚴重脫節。以開灤煤礦為例，由于鐵路運輸的阻撓與破壞，“礦場存煤七十八萬多噸”，而“青島只能用糧食當煤燒”[12]。進入1946年后，受內戰影響，各地煤荒已相當嚴重。開封糧價的增長，一定程度上竟導源于煤炭的缺乏。“官辦的電燈公司，因無煤，停止供電；面粉公司無電停磨”，遂至土面價格飛躍增長[13]。天津郊縣的唐官屯，“入冬以來，天氣日寒，煤荒以愈趨嚴重。本鎮之五家煤廠，存底為數過少，煤價乃一日數增，十日前尚賣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則售百五十元，煙煤末售百五十元，過篩煤塊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記者感嘆，“無衣無食的窮人們，又將怎樣過這嚴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買不起過冬的煤炭，連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對此犯難。1947年9月記者走訪北大的教授宿舍時，特別提到了煤的問題。“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欄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數‘節余’，而且小心地灑上石灰防賊”[15]。研究西域史的向達教授，為了購買冬天的三四噸煤，“他說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辦公室，多拿一份薪水，來供家里還債過冬”[16]。教法文及詩歌的聞家駟先生的太太，不無感慨地向記者抱怨：“一個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錢呢，這叫什么日子！”[17]，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18](126)。顯然，大家都愿意以煤為例來說明生活貧困的程度，一方面與煤炭對生活的重要性有關，一方面也與當時煤價的高昂密不可分。
國共戰事的進展是民國最后幾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對普通百姓來說，他們更關心物價。因為他們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維系在物價的漲落上。連具有文化蘊涵的知識階層，有時也不得不因生計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到物價上來。1946年12月山西戰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晉”。面對中共*隊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眾“均認此嚴重之局面，尚屬次要問題”。他們心中的首要問題，是“太原物價有漲無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壓與前途之危殆，咸恨貪污無門，囤積無資，點金乏術”。連閻錫山都不得不從戰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專門處理物價問題[19]。其原因，由于物價競漲，“普通公務員及平民已陷饑寒交迫之苦境”，“設若物價再繼續上漲，治安亦將成問題”[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來自河南開封的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物價飛漲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從本月起，紅糧每市斗已從五千元漲到一萬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數官僚資本家和收鈔票或經手鈔票的機關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難。河南大學教授從三日起罷教，省垣各中小學亦再四醞釀著。各級公務員們則自己餓著肚，妻兒掛起嘴，表面沒有罷‘班’，實際早巳怠工。輔導處進修班因為受額外學生三百名的影響，九日起已實行停炊，弄得這八百多無家可歸的青年，為了活，向各機關奔走呼號。求活聲掩蔽了紙煙大王周錦堂吸食鴉片被捕的新聞；壓小了省參議會大會的民意表現，并且弄得顧不到過問國共兩*的誰勝誰敗”[21]。
總之，物價飛漲是民國最后幾年中的時代特征，“士農工商皆在漲的環境中謀生活”[22]。物價飛漲、貨物短缺與收入減少的綜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極為艱難。“窮苦的小民發愁的連淚都流不出來了！坐在辦公室的‘老實公務員’都呆得一聲不響，即便有話，也是含著淚的”[23]。他們對生計的恐懼，超過了對戰事的關心。“人民街談巷議，咸以物價為話題”[24]。他們并不是對*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現實生活的逼迫。在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如果強要他們對*治有所關心的話，那往往也是因生計艱難而對*府產生出不滿與怨恨。面對生活必需品漫無限制的漲價，“萬千家無宿糧的為人夫為人父的薪水階級及窮苦群眾陡然色變，心頭像壓著萬斤重的鉛塊。神經脆弱的人互相在探問：天不會快塌了吧？”[23]*府的威信，就在這忽視百姓飯碗的過程中逐漸丟失了
民國時期用的大洋是現在人民幣的多少
盧家駒從德國留學回來，盧老太太要給兒子做點好吃的，拿出一毛錢，吩咐翡翠去買2斤花肉。按現在的行情，一斤豬肉10元錢，一塊大洋能買20斤豬肉，相當于現在的200元錢。
陳壽亭的兒子福慶到街上游行，臨走前周采芹給了他1分錢，囑咐中午買兩個燒餅吃，按現在的市價，一個燒餅1元錢，折合起來，一塊大洋也相當于現在的200元。
我對象給我買棉布做西服，需要2.7米，大約要200多元。陳壽亭的棉布賣價是1毛5一尺，我這樣的身材做一套衣服需要8尺，就需要花1個大洋另2毛，相當于說1.2個大洋約合人民幣也是200多元。
由此，可以粗略的認識到，民國時期一塊大洋約合現在的人民幣200元，至多不少。
這樣，我對民國時期的物價就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
周村、張店的土地，好一點的地的價格在每畝12元，差地每畝8元，既現在的1600——2400元之間。
陳壽亭初到青島時，在馬路上溜達，遇到一個拉洋車的，拉洋車的說他送一個客人要二分錢，第一天剛干，一分錢也行，陳壽亭給了他一毛錢，那一天他又掙了一毛二。他一個月的收入應該是三塊大洋，在今天他每月的收入是600元，朋友前幾天到北京，摩的的價格是3元/次，一天若拉8-10次客人，一個月的收入也就600-800左右。與古代的車夫收入差不多。上海的高級技工每個月5塊大洋，即現在的1000元，確實不太尊重人才。陳壽亭把他們挖到濟南后，給他們的工資是每人30個大洋，約合現在的6000元。
巴黎和談后，學生們反對將青島割讓給德國，陳壽亭借機做了一次廣告，宴請記者時花了5塊大洋，按今天的市價，吃一頓高檔次的的飯局，十個八個人，需要1000元左右。
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出其他高檔商品的價格。沈遠宜從沈陽到青島尋找霍長鶴將*，當時身上穿的衣服是花了300元大洋買的，價值6萬元，確實價格不菲，卻被車夫以1.5個大洋，即300元當了。
陳壽亭的宏巨染廠在濟南開業時，青紅幫頭領白志生每個月要300塊大洋的保護費，即6萬元，不愧為民間稅務局，怪不得陳壽亭要跟他拼命呢？
當然，有些東西的價值與現在相比，有很大的出入。陳壽亭為了掌握染布時水的溫度，買了6根溫度計，每個花了3塊大洋，即現在的600元左右。物以稀為貴，溫度計在那時是稀罕的物品，只有德國才能制造。后來陳壽亭每天買一簍子魷魚放在車間，根據魷魚打卷的程度來判斷水溫，一簍子魷魚估計要30斤左右，需要花一毛錢。現在如果要買20斤魷魚，價格應在150元左右，看來現在海產品的價格比以前上漲了許多。估計那時候的海鮮一是很多，二是基本沒人吃。
還有一些東西的價格就有點離譜，比如有人到地痞白志生的藥房買感冒藥，一盒感冒藥要價6個大洋，我們什么時候見過1200元一包的感冒藥？
沈遠宜的敘情館,一個小時收費50塊大洋,相當于10000元人民幣,這著實高得離譜了,現在到練歌房去唱歌,好一點的也就200元.
陳壽亭到底掙了多少錢？我們不妨大約計算一下。
盧老爺子花了一萬塊大洋買下了大華染廠，包括一臺全新的海德堡印花機和新建的廠房，折合成現在的價格，應該是200萬元。盧老爺子說，陳壽亭一年掙了三個廠子，又準備買新機器。陳壽亭購買的新機器，日本人報價是4萬大洋，這樣看來，陳壽亭第一年賺了7萬元，相當于人民幣1400萬元。后來，日本人買他的廠子時，陳壽亭使詐，欺騙了一下藤井，藤井花了14萬大洋，即現在的2800萬元水平。
陳壽亭發家在日本人的一船布上，由于日*占領東三省，要用青島的商船運輸*糧，加上學生抵制日貨，藤井原值每件77元的一萬五千件布被陳壽亭以35元吃掉，轉手以56元賣給濟南三元一萬件，凈賺21萬，折合現在四千二百萬。陳壽亭空手套白狼，由此發了大財。
陳壽亭遷址濟南時，給了盧家駒一張支票，盧家駒說，他這些年拿了八、九十萬了，當初合伙時，雙方之間有約定，陳壽亭拿6成，盧家駒拿4成，算起來，陳壽亭的財產有150萬，折合到現在就是3億人民幣。陳壽亭是九一八事變后一年遷址濟南，應是1932年，至日*1937年占領濟南，經營年限是5個年頭，書中沒有具體記載他的財產總量。他最后一次從上海進坯布，總數是3萬件，恰逢青島陷落，車至徐州，林祥榮害怕坯布落到了日人手里，通過關系將貨物截住。林祥榮給陳壽亭的坯布價格是每件67元，這一車坯布總價是200多萬大洋，合現在4個億，怪不得林祥榮后怕得說：這一車貨如果落到日本人手里，六哥一輩子的心血就全完了。而這應該是陳壽亭的三分之二的家底，做企業，除了留下少數流動資金，發放工資外，一般都會傾其所有來購買原材料，這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
總的看來，陳壽亭的全部資產應該在300萬大洋左右，折合現在的物價水平，如果在今天，陳壽亭的資產總量是6億元人民幣。
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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